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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江右商研究（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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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3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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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牲为前提和代价的。因此，对于大多数江西商人来说，首先要承担的必然是对家庭的义务。这也部分地决定了江西商人商业资本的流向和出路。
不惟如此。由于商业经营，尤其是长距离跨省际的贩运贸易，要冒财产甚至是生命的风险。为减少这种风险，弥补个体经营上的不便，江西商人还往往以亲族、同乡或同行业关系组成区域性商贩集团，称为“客帮”。徐珂《清稗类钞》说：“客商之携货远行者，咸以同乡或同业之关系，结成团体，俗称客帮。”[21]商帮经营在江西商人中也很突出。顾炎武说：徽商在外，“遇乡里之讼，不啻身尝之，醵金出死力，则又以众帮众，无非为己身地也。近江右（商人）出外，亦多效之。”[22]不过，这种以亲族同乡或同行业为纽带结合而成的商人集团，并非股分制形式下的合资或集资经营者，而只是一种松散和临时性的商贩结合体，在这类结合体中，每个商人都有各自经营的商品货物。但其中如有人亏负或发生意外，则众人共同扶持帮衬。严格地说，这是同乡或同行业之间的互助形式，而非经营方式。
德化黄学宏“运漕北上，适同帮乔氏兄弟亏粮，宏倾囊赔补”[23]。在漕运税粮的同时，挟带私货贸易已成惯例。黄学宏与乔氏兄弟伙同漕运，同“帮”却不同“本”。否则，一亏俱亏，而不是由黄学宏“倾囊赔补”。彭泽张宠遇挟赀贾于苏北盐城，“有同县某贾六人因事坐系，为狱卒所苦，势将瘦毙。（宠遇）百计营谋不得出。乃倾囊走百里，因同乡官以巨金贿当路，卒免六人于难”。后其一病死，宠遇又为其购置棺木，扶柩归葬[24]。这里，张宠遇只是出于同乡关系，才倾囊营救六人。而下狱的六人，或为同帮贸易。南昌胡哲启，“服贾宝应，货值千金，行户窃售，不偿价。客伴怂恿控官不听，垂囊而归”[25]。这里的“客伴”也非同本贸易者，否则毋须“怂恿”，自行告官即可。同治《瑞州府志》记载高安梁懋竹一例，更能说明客帮之间的资本关系：懋竹“尝偕二友贸易，舟洞庭。夜半，盗挟利刃索财甚急。（懋竹）倾囊与之。盗复向二友，竹绐之曰：‘此吾兄弟耳。’盗遂去。”[26]从这段材料来看，梁懋竹与“二友”显然各有本金，只是结伴偕行而已。
同本贸易则与上述情况迥然不同。如南昌雷可权，“尝与黄文魁同本贸易。甫二年，而文魁病故。可权经理医药埋葬，每岁必赡其孤，且延师教之。比长，仍给二百银助其生息”[27]。大庾刘永庆，“崇祯时与同邑易明宇往来贸易吴越间，颇相友善。岁壬午（崇祯十五年年），明宇病笃，以妻子相付托。永庆曰：‘是吾分也。微子言，吾将恝然耶？’已而明宇死，值丙午（康煕五年）兵变”，明宇家产焚荡贻尽，永庆为其赡妻子。已丑（康煕四十八年），易妻死，殡葬之。其子若女婚嫁，……皆竭力毕之。复分己产并童仆给与，为终身计[28]。又有殷、黄二姓，清初伙同贸易至四川，于梓橦县重华场定居，“亲同手足，后各婚配，不欲分离，因合姓焉”[29]。由此可见，同本贸易虽然也多发生在亲友、同乡之间，但相互之间一般要承担经济上和道义上的责任。这种形式下双方相处的关系也较为融洽。否则就无法“同本”，纵使“同本”了，双方维持的时间也不可能长久。
在个体经营、家庭分工协作经营、结帮经营以及同本集资经营的基础上，伙计制度在江西商人中也有所发展。这是商品经济和商业资本发展的必然结果。所谓“伙计”，按照明人沈思孝的解释就是：“其合伙而商者，名曰‘伙计’。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30]不过，在江西商人中，伙计制度下的主伙或伙东关系一般掩盖在亲友、同乡关系之下，因此关系相对和谐。
金溪黄瑜，“年十三，随叔父显达客新喻，念母氏孀居，且春秋高，每于无人处挥泪。显达侦知，命归省”[31]。会昌萧维三，从父命依“母族兄”贸易蜀中[32]。这二例反映出亲友关系前提下主伙关系的基本情况：伯、舅为主，侄、甥为伙。虽然赢利分配情况不详，但却可以推知，黄瑜、萧维三二人所得当不是分成，而只是佣金。下面一例也可资佐证：崇仁吴禹七岁遭父丧，与“其叔居货于市，合守之。叔日给米半斤，禹食其半，私归其半以养母”。[33]这里，吴禹与其叔之间的伙主关系更加明显，吴禹为伙所得，仅是自身活口之资，充其量也不过略有剩余济家养母。
在伙计制度下，又有不少是主东出资，伙计单独外出经营的。如前述金溪李先诚为周进士“经理店业”，即是。再如东乡陈登瀛，“商于楚北之汉口，以笃实称。滇南高某闻其名，寄托重赀，畀营运。于是自滇、黔岭南以达吴城，无不设有巨肆，行旅暂辏，信贷来往，皆主登瀛”[34]。由于材料的限制，我们还无法弄清楚这种形式下主伙之间赢利的分配情况，但却可以肯定与前一种方式不同，伙计所获远不止佣金，当有一定的分成。特别是陈登瀛之例，更能说明。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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