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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江右商研究(下)

时间:2009-7-24 13:51:37  来源:不详
食的变化,反映了人们消费观念的变化。而这一变化却是由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所决定的,同时又直接影响到工商业者的经营观念并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成化时新城县籍(今黎川县)著名学者罗玘给我们留下了一段饶有趣味的文字:成、弘以前,建昌府属南丰、新城、广昌三县之民,“不出封疆、向食其土之人,以傲乎南城之遂逐于外者。虽然,南城之商亦傲之曰:‘吾缠数镪,倾囷倒禀无后已’”[4]。南丰等三县农民与府治所在地的南城县商人对各自职业的自信以及相互间的不理解,反映了建昌府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然而,到嘉、万以后,南丰三县也已是“行商渐多,不复重离乡井如昔时矣”。特别是新城县,居民“见小逐末,长幼竞乐刀锥”[5],已与南城无异,可见商品经济对落后地区人们观念的巨大影响力以及社会对这一现象的认同。
这种影响所及,使得越来越多的家庭、家族将“行商作贾”列为子弟及族人“食力资身”的常业之一,认为从事商业与读书、务农一样,均为“本业”,均可有所成就。清江黄氏宗族祠规规定,族人“谋生各有其道,习艺俱无害理,除读书力学务农外,凡一切技艺之事,何莫非治生之法,安而行之可也”[6]。会昌萧敏纪,治家“尤严庭训,谓人患不立志,士农商贾皆可有成”[7]。不惟如此,不少文人、士大夫的著作言论中也明显表现出崇商、护商的倾向。明末南丰籍著名学者梁份认为:
(商贾)劳心力以殖货财,其候时转物,致远穷深,经日月出入地,所经营日不暇给,而处心应事有大过人者。乃以经术经世律之,不亦过乎?世之名儒,守一经以求荣一命,其深沉得丧,咸委之命,况乎其它!吾不知学之负人、人之负学也,可慨也。[8]
梁份的这段议论,对抱残守缺、轻利重名的迂腐观念给予了辛辣的抨击。作为江右王学的代表人物,吉水罗洪先更从“古今异势”的理论高度对成化、弘治以来江西发生的“舍本逐末”现象进行了分析:
先王田里树畜之教详,斯民得以厚生而寡外慕。当是时,有弗若于刑者,刑之所必归也;其安于俗者,则福之所毕集也。后世养民之意微而利欲之阱遍于天下,非捭阖不可饰情,非累忝不可尽积。于是恂恂者多龃龉而卒底苦厄[9]。
由于时代和个性的不同,罗洪先的言论没有梁份激烈,但态度却是鲜明的,其批评的对象,也是那些死守“经术经世”陈条的“恂恂者”,从而成为江右商的代言人。
入清以后,对商业活动进行理直气壮辩护的更是大有人在。
烟草种植自明末传入赣南后,其势“颇夺南亩之膏”,引起了不少地方士绅的忧虑,“有识之士”纷纷建言制防。嘉庆十年出现的新城《大荒公禁栽烟约》,就是这一忧虑的集中反映[10]。然而,道光《瑞金县志》的作者却别具卓识:
(农民)卖烟得钱,即可易米,而锉烟之人,即生财之众,非游于冗食者也。地方繁富,则商贾群集,又何忧其坐耗易尽之谷乎![11]
同治《广信府志》的作者也认为:
弋阳之苎、广丰之油与莲,实出产颇丰。铅山之纸,精洁逊闽中,然业诸众小民,藉以食其力十之三、四焉。广丰烟叶盛行于闽,或谓禁之,岁可增粟千万,然亦地土所宜,易而他种,所收恒不能以半。玉山种莲亦然。土之所产,原以给民用,彼绌此赢,转移化裁,皆归理势之自然,不能强也。[12]
光绪《江西通志》的作者则认为:
养民之政,莫急于通商。铅山固昔年万家之邑也,江浙之土产,由此入闽;海滨之天产,由此而达越。推挽之用,负担之举,裹粮之里,日夜行不休。所以集四方纳货贿者,大抵佐耕桑之半焉。[13]
应当指出,上面几位论者虽然并未完全跳出以商补农、以末养本的传统观念,却明显地反映出重商主义倾向。尤其是《广信府志》的作者,已接近于用经济规律来说明商品生产和交换关系发展的必然性。这实际上也是江西商人价值观念的反映。正是由于这一价值观念的推动,使得江西地区的社会风气有了较大的转变,从而也使得江西商人的活动经久不衰。嘉靖中郑晓作《地理述》称:江西之民,“不务稼穑,至有弃妻子以经营四方、老死不归者”[14],说明商贾懋迁已是普遍而非零星现象了。正是在这种与时俱增的商业活动中,江西商人逐渐摸索出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培养出了一些优良的品质。
一是注重市场信息、把握市场行情,且精于筹算。不少江西商人正是有这种商业头脑,故而在进退取予间能够不失时机地作出较为正确的判断,从而获得成功。如南丰王文佐,从小“饶心计”,“念生殖莫如服贾,乃挟赀遍南北,审时度势,变通以中要会,人之智竭能索而不得,顾独得之”,家业渐起[15]。会昌欧阳振銮,“器量宏远”,经商“不屑屑计较锱铢,凡物产盈虚之数,贱征贵,贵征贱,靡不灼然于胸中,故一出一入,动以万计。不数年,积累之厚甲于一邑”[16]。清江聂裕才少时业儒,“志在青云,乃因家务而贷殖,揆机度务,臆则屡中,厥后盈千累万”[17]。清代郭嵩焘尝言:中国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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