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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江右商研究（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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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3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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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六三《孝友》。
[8] 同治《建昌府志》卷八《孝友》。
[9] 同治《南昌府志》卷四八《国朝孝友》。
[10] 同治《抚州府志》卷六五《孝友》。
[11] 同治《吉安府志》卷三五《孝友》。
[12] 同治《建昌府志》卷八《善士》。
[13] 同治《南昌府志》卷四八《国朝孝友》。
[14] 同治《九江府志》卷三八《孝友》。
[15] 同治《临川县志》卷四六《善士》。
[16] 同治《抚州府志》卷六五《孝友》。
[17] 同治《玉山县志》卷八《善士》。
[18] 王骥《欧阳致和先生善行传》，载同治《会昌县志》卷三一《艺文》。
[19] 同治《抚州府志》卷六四《孝友》。
[20] 同治《玉山县志》卷八《善士》。
[21] 徐珂《清稗类钞》第五册《农商类》
[22] 顾炎武《肇城志》第三册，引自傅衣凌《明代江西的工商业人口及其移动》。
[23] 同治《九江府志》卷三九《善士》。
[24] 同治《九江府志》卷三八《孝友》。
[25] 同治《南昌府志》卷四八《国朝孝友》。
[26] 同治《南昌府志》卷四八《国朝孝友》。
[27] 同治《瑞州府志》卷十五《懿行》。
[28] 同治《南安府志补正》卷五《质行》。
[29] 咸丰《梓橦县志》卷三《行谊》。
[30] 沈思孝《晋录》。
[31] 同治《抚州府志》卷六八《善士》。
[32] 王骥《萧理亭翁行述》，载同治《会昌县志》卷三一《艺文》。
[33] 同治《抚州府志》卷六四《孝友》。
[34] 同治《抚州府志》卷六八《善士》。
[35] 同治《新城县志》卷十《善士》。
[36] 同治《临川县志》卷四六《善士》。
[37] 同治《临川县志》卷四六《善士》。
[38] 道光《丰城县志》卷十七《善士》。
[39] 《清穆宗实录》卷十五，同治三年九月辛亥。
[40] 《清高宗实录》卷七九，乾隆三年十月丙午。
[41] 《清高宗实录》卷八六五，乾隆三十五年七月癸亥。
[42] 《清宣宗实录》卷三五八，道光二十一年九月丁卯。
[43] 《清宣宗实录》卷三七七，道光二十二年七月戊申。 四、江右商的经营观念及其局限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已广泛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角落，并由此引发了人们思想观念及社会价值观念的一系列变化。不仅是富商大贾，即使是“贱尔小民”，也能从波涛汹涌的商品经济大潮中意识到“富贵不必诗书，而蓄资可致”[1]，反映出人们价值观念上的新变化，科举已非“天下第一生业”。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观念的变化情况也各异。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弊书》说徽州府社会风尚的变化：
(弘治间)家给人足，居则有室，佃则有田，薪则有山，艺则有圃，催科不扰，盗贼不生，婚媾依时，闾阎安堵，妇人纺织，男子桑蓬，臧获服劳，比邻敦睦。……寻至正德末嘉靖初，则稍异矣。出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资交捷，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东家已富，西家自贫，高下失均，锱铢共竞，互相凌夺，各处张皇，于是诈伪萌矣，讦争起矣，芬华染矣，靡汰臻矣……至嘉靖末隆庆间，则尤异矣，末富居多，本富尽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起者独雄，落者辟易。[2]
但以以江西地区来看，观念上的转变则在成化、弘治时就已出现，至正德、嘉靖以后趋于明显。正德《建昌府志》以服饰饮食为例，描述了该府从正统到弘治数十年间社会风尚的变化：
天顺、景泰以前，男子窄檐高帽，衣腰中裾幅周身，袖曲肱而已。妇女平髻，衫制古朴，婚会以长衣。成化间，男饰或莲子帽、桃尖帽、平顶帽，宽衣大袖，或腰及于膝，或近于胸，咸非中制。近时稍稍复古，而侈妇服饰僭拟妃嫔娼优。隶卒之妇，亦有黄金横带者，俗之敝也，斯为甚。先时宴会，果肴用大器，多不过五品，谓之聚盘。后用小盘，至数十品，谓之簇盘。近时仿京师，杂陈奇品，亦即汰矣。[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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