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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江右商研究（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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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3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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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之物”，扶危济困，周恤乡里，亦即所谓“积有为而积，散有为而散”[8]。对此，明代万载商人彭颢说得更为简洁明了：“天生财必有用，无则取於人，有财与人，乌用作守钱佣为！”[9]另有些商人，则从自己坎坷的经历中消极地领悟出“有财当散”的人生信条。如瑞昌董伯益因商致富，家万金。会宁王朱辰濠叛乱，子朝翰被乱军挟持以去，费千金乃得赎回，伯益拊其背曰：“千金活汝，亦几杀汝！”乃尽散家财、周济穷困，己则“仍为贫人捕鱼泽（鄱阳湖）中”以求自适[10]。
三、“息事宁人”。如前文所说新城商人邓兆龄，“尝置产，某绅居间，为所绐，空费千金。或劝之讼，辞曰：‘吾但破钞而已，讼即累某绅名也’”[11]。同邑涂肇新晚年家居，不轻易出，“尝付巨金与伙某往吴营贩。某荡其资，买二妾回。或嗾肇新械某送官。新笑曰：‘彼虽不义，但取我之财，而致彼败名丧命，何忍乎？’竟置不理”。其后，复“有闽盐商某逋负巨万，诸索者邀新”，肇新复居间为闽商排解调停[12]。这些都是宁愿自己荡产破财，也不愿告官滋事、但求息事宁人的典型例子。此外，出贷而不责偿、焚券还质的例子，在江西商人也时时可见。他们这样做，不少也正是“无为后人留争端”[13]。
四、“父母在，不远游”。一方面，许多商人经年累月于外经营，穷壤远域在所不计，至抛家不顾、老死不归；而另一方面，又大量商人惮于远行，故经营活动范围十分狭窄。而导致发生这一现象主要有两个因素。
首先是商品经济欠发达地区，民众缺乏风险意识，商人害怕担当风险。如同治《会昌县志》所说：当地商贾“不善治生”、“惮作远客”，“故资舟车以行其货者甚寡。如杉木为邑所产，康熙、雍正间，尚有运金陵以售者。近年木客，不过贩及省垣青山而止。粤东引盐，销售于瑞金、宁都、石城、于都、兴国，俱从本邑上游顺流泛舟。然售贩者，邑人仅十之二，闽粤之客十有八”[14]。贵溪县，“百工性朴，不作淫巧，操艺止于谋生，商贾贸易多外郡人。生理艰窘，竹木茶布等不仰给于外，亦不能灌输于外”[15]。德化县商人“经营惟在本土，不习散出四方”[16]。德兴县“远商不至，其列售于市者，惟寻常日用之物而已。如竹木茶茗之属，间以运贩于外云”[17]。南丰县“远贾出不经年，近贾居不历世”[18]。宜黄县“商贾囊橐稍裕，不贪利离乡，必归故土”[19]。赣州府的一些地区也是如此，“郡邑列肆而居者土人，业微利微，利以役手足、供口腹而已。若行货，惟杉木一种，尚有能运至他省者，余则寥寥。异乡作客，赣人绝少”[20]。当然，此处所说的“赣人”只是指赣州人而非江西人。
其次则是“父母在、不远游”。新城县从明后期开始已是商业较发达地区，江西之大米、福建之私盐，多从此地进出，而烟草的种植，则推动了农产品的商品化过程，但仍有许多商人不愿远行，鲁仕骥认为，其中的原因便是“惮于弃父母妻子”[21]。武宁柯性刚精医术，又兼营药材，人劝其走川下广，性刚曰：“吾舍母，吾早以技致富矣。”卒不往，以清贫终[22]。广丰吕以埘，负贩养家，或劝远出可获重赀。以埘笑曰：“母心所乐，不在厚利也”，终至家事平平[23]。由于这一观念的支配，使不少江西商人难以专心致力于自己的经营活动，即便商贩于外，一旦能够满足父母、妻小的口腹之需，也就意味着他们商业活动的终结。如玉山王长发服贾数年，略积有余赀，已而“念母老，不复出，朝夕视善，母子甚慰”[24]。这种观念，与“知足常乐”实质上是同出一辙的。“父母在、不远游”也同时表现在归省上。许多商人每至岁末，“必束装归养”[25]，“每岁必归一省”[26]。但凡有父母丧、病凶耗，必星夜赴丧，而置利润得失于不顾。如吉水刘某远贾汉口、九江间，“闻母丧，弃赀而奔”，其后家益贫[27]。丰城徐文豹，父早殁，家无恒产，母命贩湘楚间。后母病故，亦千里弃赀而归[28]。这种现象，在明末小说中也多有反映。《喻世名言》记：“一个卖布的商人，……口内打江西乡谈，说是南昌府人，在此（赣州府石城县）贩布买卖，闻得家中老子身故，星夜要赶回，存下几百匹不曾发脱，急切要投个主儿，情愿让些钱。众人中有要买一匹的，有要两匹、三匹的，客人却不肯，道：‘凭他零星卖时，再几时还不得动身。那个财主家一总脱去，便多让他些也罢。’”[29]
存在决定意识，江西商人在经营观念上的某些局限，很大程度是由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江西商人的构成主要是农民，或者农家出身的士人，小农经济所固有的、期望安定生活的惯性与商业活动的高风险性之间的矛盾难以解决。因此，即便他们敢于为着摆脱窘迫的生活境况而去尝试商业经营，往往也是浅尝辄止，以满足家庭的温饱生活为目的。二、商业的风险、社会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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