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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臺灣地權分配與客家產權——以屏東平原為例(1700—19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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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3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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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海東書院學田除了施文標家族的連續捐獻之外，尚得到其它官員和地方富戶的捐贈。如乾隆十七年(1752)巡道金溶曾撥萬壽宮香燈油田50甲，年收租270石，作為學田。另外，典史陳琇、監生陳丕等人亦曾捐獻租業215石。
14 國學文獻館編，《臺灣研究資料彙編》(臺北：聯經出版社，1993)，〈侍郎史貽直等審查革職臺灣知縣計贓枉法奏摺〉(編號：1．9．2916-2922，雍正7．2．8)。按地方官將正供穀散存地方富戶，本有出陳易新或貯備兵米之用。不過，地方官通常會選擇比較可靠的富戶，作為貯存對象。另外，在寄貯的過程中，地方官也可利用採買的策略，高價借給富戶，再於米價低廉時買回，從中賺取差價。
15 國學文獻館編，《臺灣研究資料彙編》，〈雍正9年9月29曰福建總督劉世明奏報〉
(編號：1．11．4225-4259)。
16 Joseph Esherick與Mary Rankin在分析近代中國地方精英階層的專書裡，指出類似臺灣的邊區社會，地方精英經常依賴武裝力量和土地財富，建立地方勢力。其次，地方精英家族經常因為社會動亂而呈現不同的興衰局面。一般談論到清代臺灣精英家族，大致都以清代中葉霧峰林文察家族的崛起作為典型代表。不過，就清代早期臺灣南部的權力結構而言，顯然類似施世榜家族才是地方精英階層的代表。有關清代地方精英階層的地域分佈和權力形態，參見Esherick and Rankin eds．，Chinese Local Elites andPatterns of Dominanc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Introduction"．
17 Prasenjit Duara分析清代農村地方精英階層，指出地方領導人物和國家之間，具有複雜的網絡關係。其中，既有以獲利為主的「企業性中介人物」 (entrepreneurialbrokers)，亦有以保護地方聚落利益而與官僚往來的所謂「保護性中介人物」(protective brokers)。參見Prasenjit Duara，Culture，Power and the State：Rural NorthChina，1900-1942(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Chapter Two，“Brokering Rural Administration in Late Qing．”若以清代早期臺灣權力結構為例，前者可以施世榜家族為代表，後者則以南部農村聚落的「管事」為典型，蓋他們經常是由居民推舉的「代表」，代理有關田賦納稅和各種派徵事務。有關「管事」的身份和角色，參見松田吉郎，〈清代臺灣の管事につぃて〉，《中國史研究》(日本)第7期(1982)，頁36-56。 四、不在地業主與粵籍佃户的租佃關係
在少數閩籍不在地業主控制大額田業的環境下，業主與佃戶的關係如何?粵籍佃戶有無可能建立私有地權，甚至積累財富?地理學家施添福指出，由於不在地業主掌控田園產權而卻未能投資生產，也未盡到管理地方秩序的責任，乃至屏東平原形成權力中空，導致農業生產無法上升，甚至造成頻繁的閩粵族群分類鬥爭。18本文認為，大租業主投資獲得「墾戶」身份，並以租佃方式取租獲利，向來是清代以來農村生產結構的主要成份。大租戶在田地尙未墾成水田之前，通常採取分成租形式；等到田地成熟，變成水田，業佃雙方再另定契約，改採定額租形式，例如，一甲水田繳納大租穀8石。這是通臺慣例，說不上是業戶剝削佃戶。其次，大租墾戶與墾區的聯繫，主要透過私人聘用「管事」，代為監督佃戶納租。能夠被選派為管事者，經常是地方村落頭人，「必強有力而狡者為之」。19此外，不在地業主家族往往和地方官僚建立緊密的政商網絡關係；一旦佃戶抗租，影響業戶繳納正供，業戶自可運用「稅由租出」的正當理由，稟請地方官員派兵前往鎮壓。20
一般而言，客家移民固然可以尋找無主田野進行開墾，然有相當部份都願意在大租業戶的架構底下，充當佃戶。一則他們每年只需繳納定額租粟，不必另行向政府納稅，二則他們可在「開墾永佃」的習慣下，取得田底權利，並可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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