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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紀廣東與荷蘭關係述論（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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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5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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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藩還對前來廣州的荷蘭、英國、葡萄牙以及中國走私商船徵收商稅，發放貿易許可證。《吳耿尚孔四王合傳》謂尚氏「凡鑿山開礦，煮海愎鹽，無不窮極其利」；「平南四十年積聚，所得外洋幣帛以百萬計」，因而有「平南之富，甲於天下」說法。[8]
荷蘭人發現，廣州的藩王（平南王尚可喜）「緊緊控制那裏的貿易」，「對海外貿易的興趣似乎越來越大；」[9] 尚藩「准許澳門的葡人自由貿易和其他權利，正如我們獲得的信件所言以此讓其他願與中國貿易的外國人清楚，他們可以自由出入。」荷蘭人認為打通藩王關節，有機會在廣州建立正常的貿易聯繫，中國貿易之門正準備向他們敞開，「我們請求貿易之地，不在南京，而在廣州。」 [10]因此連續三次派遣使節前往廣州和北京，力圖與中國建立貿易與外交關係，尚藩在其中發揮主導作用。
（一）施合德爾（Frederick Schedel）廣州之行
1652年（順治九年）5月21日，公司下令大員長官費爾勃格（Nicholas Verburg）和評議會船載貨前往廣州。次年1月20日，大員方面派快船Bruynvis裝載各種貨物和禮物，由商務員施合德爾（Frederick Schedel）率領前往廣東，試探那裏是否有生意可做，從而展開荷蘭人與以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為代表的清朝廣東官方的首次接觸。
[1] 《清世祖實錄》卷30〈順治四年二月癸未〉，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251。
[2] 《清世祖實錄》卷33〈順治四年七月甲子〉，頁272。
[3] 《清世祖實錄》卷33〈順治四年七月甲子〉，頁274。
[4] 《孫廷銓等題為廣東亟需打造戰船事本》，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輯部，《鄭成功滿文檔案史料選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頁235-236。
[5] 朱德蘭，〈清初遷界令時中國船海上貿易之研究〉，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編輯委員會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二），臺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1986，頁105-159。
[6] 郝玉麟修、曾魯煜等纂，《廣東通志》，卷62〈藝文志〉，雍正九年刻本，頁3；《清史列傳》，卷9〈吳興祚傳〉，《清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頁097-006、007。
[7] 李士楨，《撫粵政略》，卷7〈奏疏〉，《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臺北：文海出版公司，1994年，頁813-814。
[8] 留雲居士輯，《明季稗史初編》，卷26，上海：上海書店據商務印書館1936年初版影印，1988，頁458。
[9] 程紹剛譯注，《荷蘭人在福爾摩莎（1624-1662）》，馬特索爾科（Joan Maetsuyker），巴達維亞，1658年1月6日，1659年12月16日，1662年4月22日，1662年12月26日，頁498-501、519、558、560。
[10] 程紹剛譯注，《荷蘭人在福爾摩莎（1624-1662）》，雷尼爾斯（Carel Reniers），巴達維亞，1652年12月24日，頁352。
施合德爾9天後到達廣州河口。經過一番周折，先後見到了老藩王平南王(Pignabon)和小藩王靖南王(Ciguanbon)，受到熱情招待，安排在懷遠驛居住。《大清會典》謂：順治十年「荷蘭國遣使航海，請修朝貢。」[1]《恭岩札記》記述懷遠驛時涉及此事：
懷遠驛，在西關十八甫。順治十年，暹羅國有番舶至廣州，表請入貢。是年複有荷蘭國番舶至澳門，懇求進貢。時鹽課提舉司白萬舉、藩府參將沈上達，以互市之利說尚王，遂咨部允行。乃仍明市舶司館地，而厚給其廩餼，招納遠人焉。[2]
宋元時期，提舉鹽茶司或轉運鹽使司兼管市舶幷不鮮見，當市舶司被罷撤時，市舶事務一般歸政于鹽司。[3]明代設置市舶司，「惟理賓貢懷柔，其兼榷鹽鐵酒茶事務弗與焉。」[4]但也不絕對。嘉靖時無錫人顧起經為廣東鹽課提舉，「又以材兼署舶務，能悉滌其交通接濟之弊。」[5]這是鹽課提舉兼署舶務的例子。鹽課提舉司有時也兼管礦冶，如正德十四年廣州置鐵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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