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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紀廣東與荷蘭關係述論（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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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5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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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館，〈康熙初年荷蘭船隊來華貿易史料〉，《歷史檔案》2001年第3期，頁11-17。
[2] 梁廷枏輯，《粵海關志》，卷22〈貢舶˙荷蘭國〉，頁1621。
[3] 陳國棟，《清代前期的粵海關（1683-1842）》，臺北：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1980年度碩士論文，頁5-6。
[4] 席裕福、沈師徐編，《皇朝政典類纂》，卷117〈市易·藩部互市〉，《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頁1059。
[5] 印光任、張汝霖著、趙春城點校，《澳門記略》卷上〈官守篇〉，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頁42-43。
[6] 梁廷枏輯，《粵海關志》，卷22〈貢舶˙荷蘭國〉，頁1636。
[7] C.R.Boxer, Jan Compagnie in War and Peace 1602-1799 , Hong Kong: Heinemann Asia, 1979, p.59.
[8] 梁廷枏輯，《粵海關志》，卷22〈貢舶˙荷蘭國〉，頁1636。
[9] 包樂史（Leonard Blussé）著、莊國土、程紹剛譯，《中荷交往史（1601-1999）》，頁72、89、95。
四 粵省商民在印尼群島
印尼群島位於南海與印度洋交通貿易航道要衝，唐宋以降，不斷有華人僑居該地。元代，史弼、高興征爪哇，遭風飄至交欄山，「病卒百餘，留養不歸，後益蕃衍，故其地多華人。」洪武年間，滿者伯夷王朝統治下的三佛齊舊港「國人多是廣東、漳泉等處人逃居此地」。[1]後爪哇滅三佛齊，然不能盡有其地，「華人流寓者往往起而據之」。[2]廣東人陳祖義，舉家遷居該地，「充為頭目，甚是豪橫，凡有經過客人船隻，輒便劫奪財物」。[3]擁有相當大的勢力。南海人梁道明，貿易于舊港，「久而情熟，挈家住居，積有年歲，閩廣軍民弃鄉裏為商從之者至數千人，推道明為長，」「雄視一方」。[4]
西方文獻關於明代廣東商人在爪哇等地活動的記載甚多。荷蘭史學家範勒爾記述15世紀以後廣東對印尼貿易情況：「從華南各港，主要是廣州和福建各城市駛出的帆船，載著中國商人和成群結隊的僑民，……駛向印度支那和印尼的海岸和港口。」[5]
T.S.萊佛士（T.S.Raffles）在《爪哇史》一書中寫道：
中國和爪哇之間的直接貿易範圍很廣，由中國航船運載，全是中國資本，每年從廣州和厦門來的船有八—十條，載有茶、生絲、絲綢、漆傘、生鐵、瓷器、南京布、紙及其它一些小項貨物。[6]
明中葉以後，廣東對外貿易率先實現轉型，形成以稅收征管為中心，以開拓財源為目的的商舶貿易管理體制，時人稱為「廣中事例」。萬曆六年，廣州每年舉辦兩次交易會，開創東南沿海對外貿易新局面。廣東沿海商民在相對開放的環境裏下海通番，逐利四方，頻繁活動于印尼群島各港口。當荷蘭人到來的時候，爪哇的萬丹（Bantan）、北加浪岸（Bekalongan）、廚閩（杜板，Tuban）、錦石（即革昔兒，Gresik）等港口「都以中國人住區而聞名」，而這裏的華人都是福建、廣東兩省的人。[7]
16世紀末，萬丹（Banten）華僑人口有3000-4000人之多；[8]他們聚居的街區稱「唐人街」，「用堅固的柵欄和塹壕圍住，其中房屋是[萬丹]城中最漂亮的僅有的石頭建築物」。[9]曹永和先生介紹，到17世紀初，萬丹設有3處市場，第一市場在城市東側，淩晨開市，生意做到9時收市，中國人與葡萄牙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Quillim人、庇古人、馬來人、孟加拉人、Gujarat（古吉拉特）人、馬拉巴人、阿比西尼亞人（Abexins）及其它印度商人一起，經營生意；中國攤棚（Chineser Cramen）成一排，與波斯人、阿拉伯人和孟加拉人為鄰；他們出售各種生絲、各樣各色的紡織品、絨緞、金襴、金絨、陶瓷、漆器、大小銅壺、水銀、精巧木櫃、各種紙張、曆書、金封面的書、鏡子、梳子、數珠、琉磺、日本刀、加漆刀鞘、人參、扇子、陽傘等。第一市場收市後，第二市場Paceban（即王宮廣場）開始，中國人在這裏做胡椒交易。第三市場即唐人街市場，下午開市，銷售各種日用商品，也有山羊、雞等，夜晚收市。[10]萬丹的荷蘭人認為：這些零售商在做比較大買賣的時候，「其經營能力也遠遠超過我們」。因而荷蘭人把零售商業「留給中國人去經營」，讓華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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