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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紀廣東與荷蘭關係述論（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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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5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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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以鹽課提舉司領之，禁行私販，如鹽法。[6]清初長期戰亂，廣州市舶貿易受到破壞，而且管理制度與機構也處于廢弛狀態，市舶提舉司大概不復存在；荷蘭人來廣，鹽課提舉司白萬舉兼理其事，乃依例行事。沈上達即前文提到的平南王府「掌管商務之官」，他與白有珩二人總理關榷稅務。
荷蘭人公開前來廣州請求入貢，事關重大，廣東官方當然不敢輕怠或隨意處置。平、靖兩藩、巡撫、布政司、巡視海道等衙門，皆參與其事，合議對策。據順治十年三月《廣東巡撫李栖鳳揭貼》署巡視海道沈時呈報：
看得外夷之入貢也，必由其道，貢必有定期金葉表文，所以道其誠，繳文納敕，所以征其信，古今定例，違者却之。若荷蘭一國，從來聲教不通，今慕義來歸，願奉正朔，此曠代所無者。本道遵奉王令，前往虎門押帶至省，首詢其有無表文方物，進貢朝廷，祗稱朝見兩王，通貢貿易。隨奉行查向來入貢之例，依經移會兩司。稽諸《會典》及《通志》，所載畢述，往事彰彰可考，未常載有荷蘭國名。迨詢諸舶商，則謂荷蘭即紅毛也。《通志》雲紅毛鬼國大舶至澳，譯言不敢為寇，欲通貢，而皆訝其無表，不宜開端。以此論之，則諸彜向未入貢可知也。而今日之來，仍習往昔故智，借名貿易，確是真情。方今聖人化及萬方，恩覃海外，若輩懷德畏威，歸貢恐後，而我堤防之法，似亦不容少弛。要之三年一貢，船不過三，人不滿百，患亦可杜，防亦可少周。惟是遠人初來，創制伊始，原無舊章可循，未敢遽定可否。其來船來貨業已詳允丈量抽餉，合無俟其售貨完日，遣其還國，揚我大清懷柔盛德，候本院具疏會題，請旨定奪。倘奉俞允，然後藩司移交，遣使宣諭，真具表貢，方許其來，庶于遠人來賓之意不失而海外乘隙之窺可杜矣。[7]
廣東布政司照會云：
看得奉行查議荷蘭國向來入貢之例，及遞年往來船隻之宜，此懷柔而彰威德也。本司識類管窺，未暇悉稽典制，惟考《會典》所載列國貢道，廣東則真臘、占城、暹羅三國。詢廣東典故，則向來入貢，只暹羅一國，而于荷蘭所未見也。茲我朝應運，荒服者賓至，重譯者來朝，此中國聖人之征，而兩王化被之驗，又奚疑焉！惟是荷蘭國未奉金葉表箋，又未繳從前所授宣敕，只稱自願留下頭目數人，遣船還國，備辦貢物，具表歸貢，乞賜安插，則禮待不可以不厚，安置不可以不周。必周必厚者，所以體遠人來賓之誠，而消意外真偽之患也。且考列國入貢之例，或三年，或貳年，必以金頁表文為據，方見國長有輸款之誠，然亦人不滿百，船僅二三，如船多人衆則阻回之。而所雲私自往來貿易，《會典》所未載也。茲荷蘭一國，兩王或念其歸誠獨切，不以例限，此則協和萬邦，是在兩藩二院淵謀遠慮，從長而折衷之，而圖萬全計經久。[8]
撫院咨移平、靖兩藩，兩藩皆有答復，其中平藩《諭荷蘭虞文礁律管理北港地方等處事尼高朥氏攀直武祿（即費爾勃格）》曰：
茲辱執事遣使航海，申之珍遺，遠來悃款，實用嘉悅，但稽外域來賓，必奉國主之命，循朝貢之期，進金册以崇體，具符節以征信，然後達之朝廷，優以禮數，此荒服之制而柔遠之經也。今執事以貿易私請，我朝功令森嚴，可否定奪，出自睿斷，非兩藩所敢擅便。執事若曉新朝德意，其轉達吧主，遵三年或貳年一朝之制，任土修貢，則夾板船無過三隻，自洋入境，即預行啓報，以便引入廣省，漸達京師，永著為例可也。若僅以貿易為言，我大清敦詩說禮，貴五穀而賤珠玉，又何利焉。[9]
廣東官方為「揚我大清懷柔盛德」，一開始對荷蘭人接待是周到熱情的，幷且允准其完稅後交易商貨。然而，由于荷蘭人沒有進貢表文，也無「舊章可循」，特別是「私自往來貿易」一項，事關朝廷禮制，不敢擅便，須由皇帝定奪，所以平、靖兩藩皆請費爾勃格轉達「吧主」即荷蘭巴達維亞總督馬特索爾科（Joan Maetsuyker），按照朝貢事例，具表文進貢。梁廷枏《粵海關志》謂：順治十年荷蘭人「請貢，兼請貿易，廣東巡撫具奏，經部議駁。」[10]
據荷蘭東印度總督和評議會1654年1月19日《東印度事務報告》記載，廣東官方起初頒布公文，准許荷蘭人自由貿易，在廣州設置商館，下級商務官員包勒被任命為商館館長，另有四名荷蘭人輔助。但不久藩王認為准許荷蘭人在廣州居留與准許外國人來往貿易不同，未經上報皇帝，不得擅作决定。3月8日，藩王和廣州的官員都建議荷蘭人派一使團前往北京，如果皇上批准，那麼「整個中國將為公司開放貿易」。[11]
[1] 允祿等監修，《大清會典》（雍正朝），卷104〈禮部·朝貢〉，《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臺北：文海出版公司，1994年，頁6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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