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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紀廣東與荷蘭關係述論（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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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5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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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戴肇辰修、史澄、李光廷纂，《廣州府志》，卷162〈雜錄〉，廣州：粵秀書院，光緒五年，頁3；黃佛頤撰、鍾文點校，《廣州城坊志》，卷5〈懷遠驛〉，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4，頁310。
[3] 李慶新，〈明代市舶司制度的變態及其政治文化意蘊〉，《海交史研究》2000年第1期，泉州：中國海外交通史研究會，頁72-83。
[4] 高岐，《福建市舶提舉司志》，1929，頁3。
[5] 王世貞，《弇州史料後集》，卷21〈顧參軍玄緯先生志略〉，《四庫禁毀書叢刊》史49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頁457。
[6] 伍長華等纂修，《兩廣鹽法志》，卷35〈鐵志〉，道光十五年刻本，頁36。
[7] 《明清史料丙編》第4本，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6，頁336-338。
[8] 《明清史料丙編》第4本，頁336-338。
[9] 《明清史料丙編》第4本，頁336-338。
[10] 梁廷枏輯，《粵海關志》，卷22〈貢舶·荷蘭國〉，《清末民初史料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頁1624。
[11] 程紹剛譯注，《荷蘭人在福爾摩莎（1624-1662）》，馬特索爾科（Joan Maetsuyker），巴達維亞，1654年1月19日，頁373。 瑞典學者龍思泰認為施合德爾廣州之行沒能順利達到目的，與葡萄牙人賄賂清朝官方有關。他說：1653年，施合德爾從臺灣來到廣州，要求與中國進行貿易。「如果不是中國商人指控荷蘭人劫掠，指證其海盜行為，如果葡萄牙人不是那麼慷慨地饋贈厚禮，這個省的督撫會支援他的這一籲請」。由於不敢做主，他們勸告荷蘭人派遣使節前往北京，帶上珍貴禮物和貢品，以獲得皇帝的賜見。[1]這與中文、荷文史料記載是吻合的。
派遣使團事關荷蘭對華貿易之前程，施合德爾儘快完成交易，以早日返回巴城，結果購入各種商品價值f.25,591.-.10，根據貿易記錄，獲利20,751.45兩銀，合f.77,817.17.4，獲利200%。具體帳目如下：
純利潤：f.44,319.14.14
與之相對的各種費用：
贈禮：f.10,546.01.00
陸上費用：f.2,873.14.12
水上費用：f.1,095.00.00
費用總計：f.14,514.15.12
廣州之行獲純利：f.29,804.19.02
施合德爾在廣州發現不少難于忍受的「不合理」現象：一是藩王及官員索取禮物，諸如哆囉絨、琥珀等珍物。二是交易不公平，如藩王用低價收買進口商品，官員「在接受商品時還是過重銀兩時，甚至在選擇運走又運回貨物時使用各種欺騙手段」，這在東印度所有地區，都「無法與其相比」。三是船稅、關稅很高。「所有到廣州貿易的海船和其他運輸船隻，均需經過丈量，根據船隻大小繳納船稅。快船Bruynvis據估計需納稅550兩紋銀。據稅官講，這尚屬處理得比較公平合理，不然關稅要交納1600兩銀。上述船稅、關稅之高令人難於忍受。」荷蘭人不瞭解廣東貿易管理制度與福建不一樣，認為是「一種非常奇怪甚至是無法令人忍受的壓力」。施合德爾還發現，經過戰亂毀滅性打擊，廣州恢復絲織業、紡織業和其他行業仍需一段時間；不過距離廣州半天路程的佛山(Fussan)已經建起規模巨大的絲織廠。[2]
（二）瓦赫納格(Zacharias Wagenaer)、施合德爾再次出使廣州
荷蘭人認為這次交易的利潤是可觀的，而且從廣州那裏得到許多貿易資訊，特別是如果派出使團在北京實現使命，可為建立與中國的自由貿易打下堅實基礎。7月29日，大員派出商務員瓦赫納格(Zacharias Wagenaer)與施合德爾，率領快船Schelvis和Bruynvis前往廣州，帶去給尚藩的書信和一批商貨、禮品。他們花費了f.4,677.14.8，但沒有見到藩王，廣州官方怠慢他們，主要是因為貿易沒得到朝廷同意，還有就是耶酥會士和澳門葡萄牙人的搗鬼。[3]馬士(Hosea Ballou Morse) 《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謂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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