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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政府购买的资金调拨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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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1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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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告诉我们，在铜铁钱的情况下，除非是向京师的上供可以不计成本，无远弗届，其他地方的调运，如果不是距离较近或有水路之便，长途纲运基本是不可能的，即使有也不经常。
例如，陕西是军需购买的密集区，宋政府每年向这里注入大量购买经费。尤其是宋仁宗以后，钱币投放量始终居高不下，中央拨的、地方造的，各种面值的铜铁钱充斥市场，严重供过于求，长期形成通货膨胀。然而，即使这样，在宋神宗元丰年间，据时任陕西转运副使的范纯粹说：“本路沿边诸处，久来难得见钱。逐处岁计，除以本路课利所入应副支费外，其所少之数，并是于永兴、商、虢、华、陕等州钱监收积，及于近里诸处雇脚般运前去。”可见从外地调运，只是陕西沿边所需钱币的一个补充性来源，不占主要地位，况且所谓的外地只是陕西的“近里诸处”，仍不出陕西地界。之所以这样，乃是因为运输钱币成本太高，“其所用脚钱，糜费极多。且如自陕府般铁钱一万贯至秦州，计用脚钱二千六百九十余贯。”陕府即今陕西西安，秦州即今甘肃天水，两地间铁钱的运费竟占了币值的1/4还多。运输铁钱付出了如此高昂的代价，铁钱的购买力却不会因此而有丝毫提高，其实质就是财富缩水。这对宋政府是极不划算的。元丰七年（1084），宋神宗鉴于陕西用兵，“岁费浩大，朝廷前后应副虽已不赀，而边籴杂须尚未充羡。”策划在京东路的徐州每年铸造二十万枚折二大铜钱，合四十万贯，运到陕西，“以佐经费。”令范纯粹研究其可行性。结果范纯粹以运费为由否定此议。[4]（卷344）
不独铁钱，铜钱的长途运输也颇艰难。如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河北沿边军需告急，七月份上，“在京支拨见钱二十万贯，与河北收籴斛斗。”经过近五个月，到十一月份时，才运到了十一万贯。河北都转运使胡则又请求添拨一百万贯。三司答复说：“若便行支拨，不惟在京支费浩瀚，兼缘少得脚乘，应副不及，”命令河北转运司“就近计置收簇诸色课利钱，籴买粮草。”[3]（食货39之18）中央拿不出好办法，只能不负责任地把球踢还地方官府了事。这之前，河北州军甚至出现了“假民钱市粮斛”的现象，即政府向百姓借钱籴买粮草，朝廷“虑成骚扰”，诏令制止，要求“如已假得钱，即时给还。所须军储，委转运司别为规画。”[3]（食货39之9）河北与京师之间有黄河、御河等水路沟通，可以漕运，宋人也普遍认为“河北州军，水路地平，易为般辇”，[3]（食货36之25）但其铜钱运输尚且如此，其他以陆路交通为主的地区就更可想而知了。
因此，以纲运方式进行跨地域调拨的购买经费，主要是银、绢之类的“轻赍”。而钱币之投入政府购买，通常采取便钱汇兑或异地结算等方式解决。
三、便钱汇兑的信用化
便钱汇兑，又称“便换”、“入便”，在唐朝有“飞钱”之名，宋人亦称之为“飞运钱币之术”。[4]（卷344）它是依托跨地域远距离的商业贸易，借助商人之手完成的。例如，政府若计划将A地的一部分钱币运到B地，只需在B地招募商人将钱币缴纳给官府，商人持官府签发的凭证到A地兑取钱币，整个运输过程就算完成了，仿佛钱币插翅能飞一般，十分轻松便捷。
如果说在纲运的情况下，钱币的空间移动是有形的，那么，在便钱的情况下，钱币的运输过程则完全是虚拟的。也就是钱币的物质形态并没有进行空间移动，所转移的只是两地钱币的所有权。它避免了现钱转输时的必要支出和损耗，大大提高了财务管理的效率。因而既为商业资本周转提供了便利，也是财政资金调拨的重要手段。这个过程的参与者是政府和商人，原动力是官、商互惠，根本性的基础是信用关系。如果信用制度不发展到一定水准，交通运输无论多么艰难，也不会从中产生出便钱。
与实物纲运相比，便钱汇兑的先进性是显而易见的。因而唐代后期出现“飞钱”之法以后，在宋朝随着商业信用和长途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便钱汇兑制度愈益完善，得到了非常普遍灵活的运用。它虽然没有完全取代纲运，但在宋朝的多数时间里，却是跨地区调拨财政资金的重要手段。而广泛采用信用手段进行资金调拨，正是宋朝政府购买最为鲜明的时代特点之一，有必要给予高度重视。
宋朝官营便钱制度的载体，是由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构成的全国性网络体系。中央承担便钱职能的机构，在北宋初年是左藏库和特设的便钱务。史称：“国初，取唐朝飞钱故事，许民入钱京师，于诸处州便换。先是，商人先经三司投牒，乃输左藏库，所由司计一缗私刻钱二十。开宝三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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