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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政府购买的资金调拨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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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1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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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汪圣铎教授的《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编第2章“财赋的转输”关于财赋的水运、陆运、上供制度、以及第2编第5章第4节“官营便钱与财政”关于便钱制度与财赋转输等部分的简要论述，是这方面现有的主要成果。高聪明博士的《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李晓的《宋代工商业经济与政府干预研究》（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等，也间或谈到了财赋调拨问题。
二、实物性经费调运的“轻赍”化
在宋朝政府购买的交易活动中，当场付款仍是比较基本的结算方式。“宋时市籴之名有三：和籴以见钱给之；博籴以他物给之；便籴则商贾，以钞引给之。”[3](食货41之1)除了“便籴”属于异地结算之外，“和籴”用铜铁钱币、“博籴”用绢帛、金银等物，都是当场付款就地交割的，这就决定了不管跋山涉水多么艰难，实物运输都是购买经费实现跨地域转移的常规做法。
实物运输通常采用“纲运”，就是把需要运输的官物编组成若干单位，每个单位为一“纲”，由相关官吏监押，使用厢军或差雇来的百姓运送，走水路谓之漕运，行陆路谓之陆运。举凡钱粮杂物、珍异宝货……，各类财赋物资，当然也包括用作政府购买的资金，都可以采用这种手段进行调拨转移。
以常年涌向河北、陕西、河东三路沿边地区的资金流为例。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欧阳修在其著名的《通进司上书》中说：“前日陛下深惜有司之勤，内赐禁钱数十万以供西用，而道路艰远，辇运逾年，不能毕工。至于军装输送，多苦秋霖，边州已寒，冬服尚滞于路，其艰如此。”[4](卷129)宋神宗时主持陕西军务的李宪也亲眼“见自京发银绢纲甚多，所在铺兵转般不足，皆过所期。铺五七十里或百里，极为劳苦。”[4](卷239)熙宁三年（1070）八月，权三司使吴充说：“三路屯聚士马，费用不赀。河北缘边，岁于榷货务给缗三二百万，以共便籴，非次应副不在其数；陕西近年出左藏库及内帑钱、银、绸、绢数百万计；河东岁支上京钞不少。当无事之时，常苦不足。”其中供给河北方面便籴的缗钱、河东方面的“上京钞”都属于异地结算，基本不需要实际运输，但投向陕西方面的银、绸、绢等就只能靠运输解决。吴充建议除了由京师出发的调拨之外，还要从东南六路直接调运：“乞自明年岁减江、淮漕米二百万石，委发运使于东南六路变易轻货二百万缗。五年外，漕米如旧，所得无虑缗钱千万，转致三路封桩，宽为期限，与民变转见钱，兼令商人入粟，优给物货，委提点刑狱司主管，仍以三司封桩平籴备边钱斛为目。”[4](卷214)、[3](食货39之22至23)朝廷同意其议。四川也是西北地区政府购买经费的主要供应地。“方承平时，东、西两川，每岁于二税及和买畸零绢内，起正色绢三十万匹，应副陕西、京西、河东支遣，谓之三路纲运。”[5]（甲集卷14《两川畸零绢估钱》）后来四川的茶、交子等也都大批调往西北用作购买经费。
至于沿汴河直抵京师开封的漕运，数量就更大了。“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4]（卷38）作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王朝，宋政府似蚂蚁搬家不辞辛苦地把相当一部分财政收入汇聚到京师，首要目的当然是加强中央的财权财力，为集权统治提供物质保障。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京师作为全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商业中心，是政府消费最密集的地区，不仅进行着巨额的政府购买交易，而且负责为其他地区例如沿边三路的购买交易提供异地结算。因此这种漕运理应属于政府购买资金调拨的重要一环。
一些地方性的购买资金调运也很普遍。如位于京西北路的西京洛阳、许州（今河南许昌）一带驻军较多，粮草籴买量也大。除了经常从京师拨款，还常年调运京西南路的唐、汝、随、郢等州的财政收入。这些地方“月收诸色课利钱，除留州支遣外，其余自来并入香药递，赴许州下卸，应付以北州军籴买粮斛及诸般支用。”[3]（食货42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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