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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政府购买的资金调拨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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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1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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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州龙焙监通德铜场兴发，须钱市铜，望置便钱务，听民纳钱，于浙江请领。”得到朝廷批准。[4]（卷97）这是在福建接受商人纳钱，而在浙江兑还。又如宋神宗时，两广发生战争，为了筹集购买军需粮草的资金，也用便钱从江浙一带调拨。熙宁九年（1076）“诏三司令江南、两浙路封桩上供钱二十万缗，许商人入便于广南东路。”[4]（卷272）
宋朝运用便钱汇兑的方式划拨政府购买资金，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的，需要确定向资金调入地拨款的额度，并在资金调出地准备下将来兑付给商人的备付金，拨款的额度是多少，备付金的数量就是多少。如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三月，内藏库“出钱三十万贯下三司，许商人入便于河北，助给军费。”[4]（卷98）内藏库拨给河北的这笔钱，就是由三司（一般就是主管便钱的榷货务）封存于京师，以备在资金调入地河北交纳便钱的商人前来兑现。上引宋神宗时从江浙向广东拨款二十万缗，也是先在江浙封存。
与此相应，资金调入地接纳便钱也有数量限制，不能想收多少就收多少，也就是不能超出当年或当次拨款的额度，一旦超出，就等于透支中央资金。如元丰五年（1082），户部建议规定陕西五路“其逐路籴买粮草钱，即于减罢桩还陕西见钱钞、末盐钱内随数分与逐路，令商人入便。”[4]（卷329）元丰六年（1083），“陕西转运司言：乞下户部右曹，于元赐鄜延路入便钱一百万贯数内……。”[4]（卷341）元丰七年（1084），“知永兴军刘庠言：昨诏许商人便钱二十万缗……。”[4]（卷348）鄜延路的一百万贯、永兴军的二十万缗，就是它们某段时间里接受便钱的额度。
一般说来，确定地方接受便钱额度的权力在中央。但北宋前期，河北、河东、陕西三路的转运使也有权决定其接受便钱的额度，这大概与此时转运使较多地承担着中央派出机构的职能有关。如天圣七年（1029）十二月，“三司言：……令转运司勘会每年合销杂支见钱，除将诸色课利充备外，据的实所欠数，预先抛降与逐州军监，招客入便。……候客旅执钞到京，各随路分，支请去处，取客稳便指射。”[3]（食货36之23）这种情况在北宋后期似较少见。
各地官府在规定的额度内收纳便钱，需要发布信息，招募商人前来交纳需要汇走的现钱，这个过程称作“招商入便”。其信息发布手段，在京师是张贴告示，谓之“出榜晓示”。[3]（食货37之11）估计地方上也是如此。
[1] 这则资料，中华书局影印本《宋会要辑稿》食货55之22录于景德元年之后，因而所谓“三年二月”似应理解为景德三年。但日野开三郎先生根据日本东洋文库抄本《宋会要·食货》第五五册“榷货务”作“至道三年二月”，见其《東洋史学論集》第5卷第18页、第31页，（東京）三一書房，1983年版。不知孰是，备考。
四、异地结算的信用化
与便钱汇兑一样，异地结算也属于信用性的商业手段。宋政府主要在购买粮草等大宗物资时运用异地结算的方式，当时有一个专门名词谓之“便籴”。其具体做法是，政府于某地向商人购买粮草后，先付给交引，商人再持交引到指定的其他地区，兑换成钱币或者茶盐香药等物。
与当场交割、钱货两清的交易方式相比，异地结算最突出的特点有二：其一，交货和付款既不在同一地点，亦非同一时间；其二，将此地购买与彼地结算联系起来的，是政府签发的信用凭证——交引（或曰“钞引”、“交钞”）。这样，政府购买资金尽管也并未实际运到采购地点，交易活动照例能够进行。整个过程颇似便钱汇兑，“便籴”之名或许正来源于此。所不同者只在于，便钱汇兑的情况下，信用凭证联系的两端都是钱币；而在异地结算的情况下，信用凭证的一端是政府购买的商品，另一端是用于结算的钱物。这种方式进一步反映了宋朝信用制度的复杂化和高级化，非常值得重视。
北宋时期，采取异地结算方式的购买地点主要集中在河北、河东、陕西沿边三路，汴京也有，但业务量相对少些，不像沿边那样经常，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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