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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政府购买的资金调拨方式

时间:2009-7-24 13:52:14  来源:不详
到取款,距离远、时间长、交引批转手续多、交通费用大,与现钱交易相比,资本周转慢、交易成本高。这个特点决定了便籴支付的价格必须比市价高些,否则入中者无利可图甚至亏本,便籴制度就无法维持。因此虚估有其一定的必然性、合理性,其包含的一部分价格应是名虚实不虚的应付价。其次,供求状况决定了虚估居高不下。宋朝为抵御辽夏,在北部沿边长期布防重兵,形成了庞大而又集中的消费需求。军需粮草的供应办法,除了当地赋税收入、附近地区的“支移”、以及行政调拨之外,主要仰仗购买。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三司使程琳奏称:“河北岁费刍粮千二十万,其赋入支十之三;陕西岁费千五百万,其赋入支十之五,自余悉仰给京师。”[4](卷114)此时河北方面已与契丹和好罢兵,陕西方面与西夏更加激烈的战争尚未展开,而河北军需的7/10、陕西的1/2已靠购买解决。康定年间,宋夏战争爆发后,朝廷调发京东、京西等凡十一路之兵增援前线,全国军队的半数左右集聚三路沿边。粮草的购买量也随之剧增。庆历七年(1047),三司使张方平说:“比岁以来,三路入中粮草,度支给还价钱,常至一千万贯上下。”[4](卷161)到嘉祐年间,河北“并边十一州军,岁计粟百八十万石,为钱百六十万缗,豆六十五万石,刍三百七十万围。并边租赋岁可得粟、豆、刍五十万,其余皆商人入中。”[4](卷184)购买量占了近90%。“盖沿边全少土居,斛斗皆藉近里客人贩去中官。”[10](《河北奉使奏草》卷上《乞置御河催纲》)国境线一带的军饷粮草则是100%依靠购买。需求量日益增大,加重了市场供给压力,从根本上推动了价格上涨。三是商人、地主趁边防军需“切于所须”之机囤积居奇操纵物价,加剧了虚估高涨。马端临说:“自真宗、仁宗以来,西北用兵,粮储缺乏,遂以茶盐货物召商人入中,而奸商黠贾遂至低价估货、高价入粟。国家急仰军储,又法令素宽,致有此弊。”[8](卷21《市籴考二》)欧阳修更形象地描述:“沿边军储事大,累年斛斗入便不敷。……兼每年客人虽有斛斗,不肯便行入中,须待体探年岁丰俭,及伺候官中价例高低,常至三、四月间,方始猛来入中。”[10](《河北奉使奏草》卷上《乞展便籴斛斗限》)商人、地主手中握有粮草,主宰卖方市场,也就控制了价格主动权。四是购买与结算的脱节及政府购买机构间的竞争,助长了虚估高涨。在便籴制度之下,购买粮草及签发交引等由沿边地区的转运司、州县等部门负责,而交引的结算兑现等由京师榷货务及相关的内地州军、茶盐场务负责。业务分工和考核标准的不同,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利益的部门化和地方化,使得沿边的购买部门为在规定的期限数量内完成任务,往往“不吝南货”,置其他部门的结算兑现能力于不顾。天圣五年(1027),“三司言:陕西十一州军本处官员、使臣等,将收籴、博籴、便籴纳到粮草,衮合为数,乞行酬赏。省司勘会:其收籴、博籴粮草数少,便籴数多。详酌,盖是监籴官员、使臣不切用心趁时收、博,致过时却就贵价入便。”[3](食货39之13)负责购买的官员们之所以乐于多用异地结算的便籴、少用当场结算的收籴、博籴,主要原因就在于便籴有虚估的吸引力、容易完成粮草收购任务。为完成任务,负责购买的各机构之间还从部门利益出发竞相加价。宋哲宗时,河北措置籴便司和转运司这两大机构同时在赵州开展便籴,前者“每一十贯加饶钱三百文”,后者“每一十贯加饶钱七百文。加饶不同,便钱斛斗价亦高下不一。”[4](卷494)
于是,宋政府的购买机构为了获得足够的入中粮草,必须多给交引、高予虚估;交引发行越多,结算机构就越无力及时兑现,势必导致交引的票面价格缩水而向实际价值回归,最终挫伤入中者的积极性;而一旦入中减少影响了军需,购买机构只能更进一步加大虚估。正如本师漆侠先生所说:“要害在于政府不用实钱而改用虚钱亦即加抬虚估刺激商人们入中粮草的胃口。”[11](下册第774页)这使得便籴中的虚估居高不下,且持续上升。在河北地区,至和二年(1055)薛向说:“被边十四州,悉仰食度支,岁费钱五百万缗,得米粟百六十万斛,其实才直二百万缗尔,而岁常虚费三百万缗,入于商贾蓄贩之家。”[4](卷181)在陕西,景德年间,“入中之价,灵州斗粟有至千钱以上者,自余州率不下数百。”[4](卷60)到宋仁宗初年,“商人入粟(陕西)边郡,算茶与犀象、缗钱,为虚实三估,出钱十四文,坐得三司钱百文。”[9](卷292《李谘传》)张方平则说:“陕西用兵以来,……本道财赋支赡不足,募商人入中粮草,度支给还钱帛,加抬则例,价率三倍。”[4](卷161)在河东,天圣六年(1028),“麟州粟斗实直钱百,虚估增至三百六十。”[9](卷185《食货志》)虚估价格数倍乃至数十倍地高于粮草市场实价,一方面使得宋政府为换取入中付出了越来越大的代价,另一方面也使交引中蕴含了巨大利润,从而为多种经济力量分割这些利润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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