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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政府购买的资金调拨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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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1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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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置便钱务，令商人入钱者诣务陈牒，即日辇致左藏库，给以券，仍敕诸州俟商人赍券至，即如其数给之，自是无复留滞。”[4]（卷85）
后来，隶属于三司的京师榷货务成为中央唯一的官办便钱机构。此事最晚发生于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宋会要辑稿》食货55之22载：
三年二月诏：客旅见钱往州军使用者，止约赴榷货务便纳，不得私下
便换。如违，许人陈告，依漏税条抽罚后，重罪之。仍令开封府出榜晓谕，
其诸城门鏁不得私放出见钱。[1]
宋朝之所以改由京师榷货务经办便钱业务，其出发点就在于榷货务是为政府购买提供异地结算的核心机构，它既掌握着茶盐香矾等禁榷物资的专卖经营收入，又接受商人入纳的便钱，进行结算时资金将更为充裕更有保证。这之后，除了天禧年间建州一度设立过地方性便钱务，[4]（卷97）文献中已见不到京师便钱务的活动记载，大概在有关业务移交给榷货务之后，京师便钱务作为机构也不存在了。
地方一级承担便钱职责的机关主要是州军，具体的出纳机构是州军所设的“军资库”。这是因为州军是宋朝具体经办地方财务的中心，负责征集赋税课利，实施财赋上供，代管中央封桩，并以中央拨留的钱物应付地方各类开支，在地方上属于一个正式的和完整的财政级别。[6]（第二章《州军财政制度》）所以每当宋政府强调要保证便钱票据的兑现，其责任对象往往是州军。如宋太祖设立便钱务时，就要求“诸州俟商人赍券至，即如其数给之。”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又有诏令重申：“商旅自京便钱至诸州者，所在即给付，无得稽滯。”[4]（卷79）便钱业务是州军财政收支的重要内容。如州军定期上报给转运司的“诸州申钱帛状”中，有“支破”一项，其中单立一小项，谓：“还客人钞钱若干（具人等）纳公据若干道，帐头连粘（如从别物折还，具所折物熟价例）。”[7]（卷37）若用朝廷封桩系统的封桩阙额禁军钱兑现便钱的，要记于“封桩禁军阙额请给帐”中，定期上报给路的提点刑狱司。该帐关于“支破”便钱的记帐内容是：“还客人入便钱若干，据某姓名执到某年月日某处某字号公据，并准递牒合同各计若干道，连粘在前（有加饶者与正钱各项开立）。”[7]（卷31）这些报帐式样对州军办理便钱业务提出了非常具体而细致的要求。
宋政府兴办便钱汇兑事业，以信用交易取代实物运输，其根本出发点就是为财政分配服务，尤其是为了低成本地将各地上供财赋吸纳到京师。因为商人在京师把现钱交给榷货务，而到地方州军取钱，就等于将地方的现钱转移到了京师，正如沈括所说：“四方上太府钱，募民入资太府，持券以受钱于外州，以省转送之费。”[4]（卷280引沈括《自志》。按榷货务后来隶属于太府寺，故沈括所言“太府”应就是榷货务。）所以在征调上供财赋时，宋政府往往把便钱汇兑当作首选办法，而把纲运作为备用措施，例如各地上供内藏库系统的现钱收入时就是这样处理：
诸内藏库年额紬绢折纳到见钱，于要便处桩管，转运提点刑狱司每季
具数报库及尚书户部。其封桩处及转运司承榷货务报入便不尽，或年内无
人纳便，即计纲起发。[7]（卷30）
明确规定只有当便钱汇兑输送不完时，才采取纲运之法。宋哲宗元祐三年（1088），诏令将涉及几乎所有南方地区的朝廷封桩钱物征调进京时，也是主要利用便钱汇兑：“诏：江南东西、荆湖南北、福建、成都府、梓、利、夔路元祐二年已前封桩钱物，召人入便，或计置金帛，发赴元祐库。”[3]（食货52之16）计置金帛就是将笨重的现钱买成便于运输的金帛之类的“轻赍”，与便钱汇兑相比，它是第二位的。
为了保证部分上供财赋通过便钱输送，宋政府还专门规定了京师榷货务每年必须完成的便钱业务量，并据之作为考核相关官吏勤惰的标准。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根据三司的建议规定：“榷货务入便钱物，取大中祥符七年收钱二百六十一万余贯，立为祖额，每年比较申奏，如有亏少，干系官吏等依条科罚。”[3]（食货36之13、食货55之24）大量资料表明，将地方上供财赋汇往京师，确是便钱制度的首要功能。其性质如同向京师漕运实物一样，也理应属于政府购买资金调拨的重要组成部分。
便钱汇兑并非只能单向进行，在地方州县入纳现钱到京师取钱，就等于把京师的财政资金拨到了地方，而州与州、路与路之间的便钱往来，也具有同样的效果。因此便钱汇兑也是中央向地方拨款、以及地方与地方之间调动购买资金的重要手段。如吕惠卿就说：“熙宁、元丰间，遇有边事，许诸色人于边上入便钱，却于在京、向南请领，仍支与加抬及脚乘钱，不记其数。”[4]（卷512）文中的“向南”就是南方州军。地方与地方之间用便钱调拨购买资金的其他事例。如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福建转运使言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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