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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变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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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0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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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特色。
在地方势力强大的社会，国家政权的统治基础，首先在于获得地方领袖的认同，所谓“得人心”者，并非如现代社会之得广大民众之心，而是得代表地方意志之士族阶层之心。对于拥有自身社会基础、以文化相高尚的士族，不能用武力屈服，也不能像对待国家官吏般使唤命令，必须通过政治与文化的手段争取他们的支持。而争取士族阶层的过程，就是重建政治社会文明的过程，“得人心者得天下”的真谛就在于此。《北史》卷24《崔逞传》有一个很好的例证：“后晋荆州刺史司马休之等数十人为桓玄所逐，皆将来奔。至陈留，闻（崔）逞被杀，分为二辈，一奔长安，一奔广固。（道武）帝闻深悔，自是士人有过，多见优容。”行伍出身的北齐奠基者高欢忧惧“吴儿老翁”梁武帝（注：《北齐书》卷24《杜弼传》记载，杜弼请高欢整顿吏治，高欢回答道：“弼来，我语尔。天下浊乱，习俗已久……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网，不相饶借，恐……士子悉奔萧衍，则人物流散，何以为国？”），道理尽同。因此，即便是仇视文化的君主也不能不屈尊妥协，对士人爱恨交集，既迫害之，又不得不重用之，演出双重变奏。
士族对此当然洞若观火，因此，他们必然坚持文化的立场以自固。士族所坚守的文化，核心是礼法学术，亦即所谓的“士业”（注：《北史》卷35《郑羲传》记载：“（郑）严祖，颇有风仪，粗观文史，轻躁薄行，不修士业。孝武时，御史中尉綦俊劾严祖与宋氏从姊奸通，人士咸耻言之，而严祖聊无愧色。”），不学无术，不遵从礼法道德，被称作“不修士业”，由此可知当时判定士族的关键在于文化。注重门第，严守礼法，即可获得尊重，哪怕是皇室亦感敬畏。《北史》卷24《崔＠⑥传》说：“（崔＠⑥）一门婚嫁，皆衣冠美族，吉凶仪范，为当时所称。娄太后为博陵王纳＠⑥妹为妃，敕其使曰：‘好作法用，勿使崔家笑人’。婚夕，文宣帝举酒曰：‘新妇宜男，孝顺富贵。’＠⑥跪对：‘孝顺乃自臣门，富贵恩由陛下’。”连皇室都担心不合礼法而被士族耻笑，足见文化之威力。故崔＠⑥敢对皇帝以门风自诩，把礼法同富贵区分得泾渭清楚。
士族文化凝固成的“士业”门风，非暴力所能摧破，亦非一时风气流转就能改变，而具有稳定持久性。
在经济方面，魏晋五胡十六国士族强势发展的原因，是社会动乱造成的经济破坏和战乱造成的宗族流民聚居。这时期出现的国有土地制度，发轫于军事体制，适应于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离散的形势，目的在于稳定社会和恢复生产，具有很大的强制性。豪强大量拥有依附人口，以及国家政权的不统一，都在加强以乡村为根据的私家大族势力。国家和私家大姓的生产方式，都具有封闭、强制、静态管理、着眼于解决衣食生存、缺乏同市场联系等初级经济的特点，虽然落后，却适应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因而获得长期存在的基础。
由此看来，要彻底改变士族政治的局面，就必须在文化和经济两个方面，根本改变士族据以强大的基础。而这两方面，都属于社会改造长期事业，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魏晋隋唐士族社会的瓦解，必须从具有根本意义的社会变迁上去认识和把握。
二 隋末民变历史作用的局限性
魏晋南北朝为士族门阀政治时代，殆无疑问。但是，士族为基础的政治社会究竟延续到何时，则见仁见智。或以为士族政治延续于唐代（注：这是学术界传统的见解，如陈寅恪、钱穆、王仲荦、韩国磐、孙国栋等学者均持这一见解。）；或以为隋末大规模的民变（注：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的“农民起义”并不多见，起自社会基层的反抗运动，参与者成分极其复杂，即使是农民的反抗，也多被各个阶层的人物所利用，因此，对于鱼龙混杂的反抗运动，称之为“民变”，也许要客观真实些。而且，“起义”一词带有强烈的价值判断，我们不能把各种政治企图的反抗都称为“起义”。“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乎所有的反抗都不分青红皂白地被称为“农民起义”，造成极大的混乱，必须予以纠正。而在学术研究上，还是应该保持价值中立的原则。故本文将反体制的反抗运动笼统称为“民变”。）铲除了无数豪强大族，故士族控制政治的局面也随之瓦解（注：20世纪中叶以后，将“农民起义”作为社会发展标志而提出此见解者亦不少，如胡如雷《门阀士族兴衰的根本原因及士族在唐代的地位和作用》（《唐史论丛》第3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有些学者也修正自己以往的观点，附和此论，如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此观点的提出，受外在形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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