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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变迁

时间:2009-7-24 13:53:06  来源:不详
移居洛阳、长安(注:《唐两京城坊考》卷5记载:“(东京)康俗坊。太子詹事陆余庆宅。”卷3记载:“(西京)大宁坊。太子詹事陆余庆宅。”)。
  除了上述天下名门,地方领袖的世家大族也出现向城市迁徙的趋势。例如,唐朝著名学者孔颖达,冀州衡水人。隋大业初,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博士。隋末乱起,避地虎牢。唐太宗平洛后,授文学馆学士,迁国子博士。(注:《新唐书》卷198《儒学上·孔颖达传》。)从《唐两京城坊考》卷3所收于志宁《孔颖达碑》可知,他死于万年县平康里的宅第里。
  许景先,《旧唐书》卷128本传载其为“常州义兴人。曾祖绪,武德时以佐命功,历左散骑常侍,封真定公,遂家洛阳。景先由进士第释褐夏阳尉……后徙岐州,入为吏部尚书,卒。
  张说,《旧唐书》卷97本传称:“其先范阳人,代居河东,近又徙家河南之洛阳。”
  张知謇,《新唐书》卷100本传说:“幽州方城人,徙家岐。兄弟五人,知玄、知晦、知泰、知默皆明经高第,晓吏治,清介有守,公卿争为引重。”为武则天所器重,家居洛阳(注:《唐两京城坊考》卷5记载:“(东京)尚贤坊。左卫将军、范阳郡公张知謇宅。”)。
  张文guàn@(14),贝州武城人。隋大业末,徙家魏州之昌乐。唐贞观初年,举明经,补并州参军。高宗朝官至宰相。家在长安。(注:《旧唐书》卷85《张文guàn@(14)传》。)
  段秀实,段氏为武威著姓(注:(唐)林宝撰,郁贤皓、陶敏整理,孙望审订,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中华书局,1994年)卷9记载:“段,文帝时,段印为北地都尉;曾孙招,生会宗、贞。会宗,金城太守。贞,武威太守,子孙始居武威,九代至jiǒng@(15)”,“qiān@(16)阳,司农卿、赠太尉、忠烈公段秀实,本武威。”),故《新唐书》卷78本传载其为“本姑臧人,曾祖师jùn@(17),仕为陇州刺史,留不归,更为qiān@(16)阳人”。
  士族向城市迁徙的事例很多,无法一一赘举。如何判别士族是否以城市为本呢?我想有两个基本标准:第一,在物质生活上是否依赖于从城市获得的收入,例如置产业和其他经济收入,且待下面讨论。第二,在观念上是否以城市为根据。古人注重叶落归根,故其身死与安葬之地至为关键。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时,为了彻底迁徙鲜卑贵族,特于太和十九年(495)六月下诏规定:“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不允许还乡安葬的影响是巨大的,“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注:《魏书》卷7下《高祖纪》。)这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唐朝士族于迁居地安葬的事例也很常见。卢万春,出自范阳,其妻崔氏,出自清河,典型的名门通婚,卢万春于武德三年(620)卒于郑州密县,崔氏于贞观二十三年(649)死于岐州官舍,多年后的永徽六年(655),嗣子将他们重新安葬于芒山(注:见《隋故东宫左亲侍卢君墓志铭》,收于《唐代墓志汇编》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12-213页。),明显已经迁籍河南。南充郡司马高琛夫人杜氏,开元二十二年(734)死于豫章郡公馆,后于天宝十年(751)“葬于洛阳北邙之原,合fù@(18)南充之旧茔”(注:《故南充郡司马高府君夫人杜氏墓志铭并序》,收于《唐代墓志汇编》下,第1660页。),也是迁籍的明证。
  移居城市,是士族自主做出的选择。《新唐书》卷119《李yì@②传》载,赵郡李yì@②,“第进士、茂才异等,累调万年尉。”定居长安,死于宣阳坊自家府第,“遗令薄葬,毋还乡里”,完全城市化了。
  众多士族向城市迁徙的事例,有什么基本倾向呢?
  第一,士族迁徙的主要动因是任官,上述例子几乎没有例外。两京是中央机构集中的地方,官员人数庞大,因此士族迁入两京的情况最多。前揭毛汉光先生的研究,将士族的迁徙定义为“中央化”。“中央化”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否为士族迁徙的一般模式,尚需分析检验。
  首先看看天下望族的情况,由于他们声望高、舆论影响大、宗族势力强,是构成国家政权的重要支柱,因此受到更大的关注,容易直接进入中央或地方中心城市任官,向两京迁徙的情况较多。其次,一般士族。他们迁往城市的原因,仍然是以当官为主。所不同者,他们更多是担任地方官员,因此,其迁徙的目的地基本上是任官所在地,并随其官职的升迁而逐步向中心城市乃至京城一再迁徙,流动性更大些。当然,政界升迁多须经由任职内外之途,故大士族不乏一迁再迁的情况,前引崔行功的例子,即可见其一斑。
  就官场而言,仕途都是以中央为指向的,也就是向区域中心城市进而向京城的迈进,这种空间移动是以政治升迁为根据的。因此,仅凭天下名门的统计数据归纳出来的“中央化”,不够全面。我认为称作“士族向城市的迁徙”比较妥当,也有利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把握。
  实际上,“中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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