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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变迁

时间:2009-7-24 13:53:06  来源:不详
《唐大诏令集》卷70《南郊赦》说:“名登科第,即免征役。”《全唐文》卷866杨夔《复宫阙后上执政书》说:“且敕有进士及第,许免一门差徭,其余杂科,至于免一身而已。”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亦称:“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关于“衣冠户”的研究,详见韩国磐《科举制和衣冠户》 (收于其著《隋唐五代史论集》,三联书店,1979年)。),他们利用免交租役的特权,“无厌辈不惟自置庄田,抑亦广占物产。百姓惧其徭役,悉愿与人,不计货物,只希影复。”(注:杨夔:《复宫阙后上执政书》,收于《全唐文》卷866。)把文化投资换得的官职再成倍地转化为资产,“衣冠户”肥美起来,广置产业,在城市里兴建新家。前引《旧唐书·李义琰传》记载:
  义琰宅无正寝,弟义jìn@(19)为司功参军,乃市堂材送焉。及义jìn@(19)来觐,义琰谓曰:“以吾为国相,岂不怀愧,更营美室,是速吾祸,此岂爱吾意哉!”义jìn@(19)曰:“凡入仕为丞尉,即营第宅,兄官高禄重,岂宜卑陋以逼下也?”
  连当个丞、尉都要立宅,则官员纷纷定居城中,蔚然成风。李义琰虽然没有在长安大兴土木,但他最后还是在洛阳安家落户(注:前引《旧唐书》本传载其退休后,“乃将归东都田里”,可知其家在洛阳。查《唐两京城坊考》卷5记载:“(东京)修行坊。银青光禄大夫致仕李义琰宅。”正相吻合。)。官员热衷于在两京营造宅第,故行贿者也以此投其所好。《旧唐书》卷99《张嘉贞传》记载:“有洛阳主簿王钧为嘉贞修宅,将以求御史,因受赃事发,上特令朝堂集众决杀之。”
  政府对官员随从家属限制的放宽,也助长了其向城市的迁徙定居。隋文帝时代,为了防止吏治腐败,曾对地方官员家属随迁做过严格限制,如开皇四年(584)规定:“总管、刺史父母及子年十五已上,不得将之官”;开皇十四年(594)再度申明:“外官九品已上,父母及子年十五已上,不得将之官”。(注:《隋书》卷2《高祖下》。)这种规定到隋炀帝时代便发生了重大变化,大业五年(609)规定“父母听随子之官”(注:《隋书》卷3《炀帝上》。)。从总的趋势来看,限制官员家属随从赴任的规定越来越松弛,《新唐书》卷2《太宗纪》记载:“(贞观元年)十一月己未,许子弟年十九以下随父兄之官所。”从两《唐书》实际事例来看,唐朝对官员父母、妻儿甚至子侄媵侍随从赴任,基本上是允许的。这有助于理解唐朝许多因任官而徙家的现象。
  其三,享受城市的荣华富贵,不知不觉中瞧不起乡村。秦汉乡里制度崩溃之后,出现自然聚落的村(注:参阅韩shēng@①《魏晋隋唐的坞壁和村》,载《厦门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唐朝都市人把“村”用作贬义词,刘sù@(20)《隋唐嘉话》中记载:
  薛万彻尚丹阳公主,太宗尝谓人曰:“薛驸马村气。”主羞之,不与同席数月。帝闻而大笑,置酒召对,握槊,赌所佩刀子,佯为不胜,解刀以佩之。罢酒,主悦甚,薛未及就马,遽召同载而还,重之逾于旧。
  在他们眼中,乡村人成为嘲笑的对象。在京城当官久了,乡情逐渐淡忘,待乡里宗亲甚薄,甚至拿他们作牺牲品沽名钓誉。《旧唐书》卷91《张柬之传》记载:
  柬之表请归襄州养疾,许之,仍特授襄州刺史,又拜其子漪为著作郎,令随父之任……柬之至襄州,有乡亲旧交抵罪者,必深文致法,无所纵舍。其子漪恃以立功,每见诸少长,不以礼接。
  前述赵郡李yì@②不愿归葬故里,反映的正是城市士族与乡村宗族联系纽带削弱的情况,而这种趋势还将进一步加强。
  迁居城市的士族趾高气扬,但背后却是他们正在丧失乡村宗族的依托,逐渐失去聚众而起呼啸一方的能力,在以利益交换为根本原则的官场,不管他们如何惨淡经营,盘根错节,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都成为软弱的个体,靠职位获得权力呼风唤雨,成为官僚,一旦被罢黜,便失去往日威风,只能黯然退隐,无法兴风作浪。
  废除九品中正制,地方官由中央任命,是隋唐两代一直坚持的政策。隋文帝设进士科,经过几代人的完善,成为唐朝选拔人才最重要的手段,地方大族对铨选无从置喙。国家长期实行科举制,效果远远超出当初将选举用人权力收归国家的预期目标,一百多年以后的大历初年,左监门卫录事参军刘秩回首评估隋唐人事制度的变革,说道:“隋氏罢中正,举选不本乡曲,故里闾无豪族,井邑无衣冠,人不土著,萃处京畿,士不饰行,人弱而愚。”(注:《通典》卷17《选举五》,中华书局,1988年。)科举制对士族社会的震撼,就在于使人才从士族的乡村根据地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造成“人不土著,萃处京畿”,乡村则“里闾无豪族,井邑无衣冠”,宗族在政治上弱化了。当然,其代价也极为巨大,文化被功利化而世俗化,士人本应具有的独立求真的品格被压抑而扭曲,不惜出卖学问以迎合权势,换取一官半职,面目庸俗,故“士不饰行,人弱而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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