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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变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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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0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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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海、石勒之众也。凡种类不同，心意亦异，若遇间隙，先为乱阶。
“一宗近将万室”，并非夸大之词。国家掌握的乡村户籍，多见大族形态，如上引《通典·乡党》称：“后魏初不立三长，唯立宗主督护，所以人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谓之荫附。”而且，这种情况其来已久，《晋书·慕容德载记》说：“百姓因秦晋之敝，迭相荫冒，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即使到厉行析户的隋代，大族聚居的情况仍比比可见，如《隋书》卷72《孝义·郭俊传》：“郭俊字弘ｙì＠②，太原文水人也。家门雍睦，七叶共居，犬豕同乳，乌鹊通巢，时人以为义感之应。州县上其事，上遣平昌公宇文弼诣其家劳问之。治书御史柳ｙù＠③巡省河北，表其门闾。”同卷《孝义·徐孝肃传》：“徐孝肃，汲郡人也。宗族数千家，多以豪侈相尚，唯孝肃性俭约，事亲以孝闻。”也就是说，家族聚居的形态，是其权力的根源。隋末杨玄感起兵时，“华阴诸杨请为乡导，玄感遂释洛阳，西图关中”（注：《隋书》卷70《杨玄感传》。），就是明证。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区分。第一，武断乡曲者并非都是士族，强宗大姓亦多如此。豪强与士族的区别，关键在于文化。士族能够对政治产生重大影响，就因为他们掌握文化，懂得治理国家；而豪强虽然可以凭藉势力控制乡村，却难以对国家政治直接发生持久而强大的影响。本文特别关注士族，是因为他们既能控制乡村，又能影响国家政治。第二，士族虽有文化，却同样垄断乡党。荥阳郑氏，天下望姓，但“（郑）羲长兄白＠④，次小白，次洞林，次叔夜，次连山，并恃豪门，多行无礼，乡党之内，疾之若仇”（注：《北史》卷35《郑羲传》。）。要截然区分武断乡曲的豪强与左右政治的士族，并非易事。
强宗大族雄踞乡间，武断乡曲，地方官员不能不与其妥协，甚至依靠他们，才能贯彻对地方的统治。《魏书》卷40《陆＠⑤传》载：北魏陆＠⑤任相州刺史时，“州中有德宿老名望重者，以友礼待之，询之政事，责以方略。如此者十人，号曰‘十善’。又简取诸县强门百余人，以为假子，诱接殷勤，赐以衣服，令各归家，为耳目于外。于是发奸摘伏，事无不验。百姓以为神明，无敢劫盗者。”这绝非个别典型的事例。崔宽任陕城镇将时，“三崤地险，人多寇劫。而宽性滑稽，诱接豪右，宿盗魁帅，与相交结，倾衿待遇，不逆细微，莫不感其意气……诸镇之中，号曰能政。”（注：《北史》卷21《崔宏附崔宽传》。）到了唐代，与大姓的关系仍是治理地方的关键。《旧唐书》卷185上《良吏上·王方翼传》记载：“永徽中累授安定令，诛大姓皇甫氏，盗贼止息，号为善政。”显而易见，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王朝对士族大姓的依赖程度颇高。这是我们研究隋唐历史乃至唐宋社会变革的基本出发点。
造成士族政治长期延续有诸多原因，最为关键者，可以从文化和经济两个方面去探寻。
在文化方面，魏晋以来连绵不断的动乱，造成国家文化中心地位的丧失和学术家族化，是社会长期分裂和士族政治经久不衰的深层文化原因。在暴力肆虐时代，文化的重要性似乎并不突出。但是社会秩序恢复与稳定之后，国家不能掌握文化的主导权就不能建立起新的统治意识形态，无法形成国家认同的向心力，难以建构以制度文化为核心的礼法秩序、伦理道德、舆论风尚，自然也无法达成国家的深层统一和政治秩序。故稍懂历史且有抱负的政治领袖无不致力于文化建设，确立国家的文化主导地位。从根本上说中国古代的文化问题，首先是政治问题。
在以农业为基础的专制集权体制下，最容易形成精英政治的局面。和平时期，狭窄的官吏选拔途径只能以文化为考察标准。在文化成本昂贵的时代，具有家学渊源的世家大族，便占有绝对的优势。区别士族的标准，关键在于门第（婚宦）和门风（礼法、家学）。无论在家族或者在官场，两者互为表里，水乳交融，家族重“礼法”，仕进重“品状”，皆本于儒家伦理，此点至为根本。舍文化而惟取官宦论士族，则无异于官僚豪强，难得魏晋隋唐士族政治之神髓，而只能对没有灵魂的士族政治社会躯壳做表面的分析，也无法区别同宋以后官僚政治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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