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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变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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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0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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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的影响甚多，但其分析问题的视角、方法和结论，对今日学界仍有影响，故有必要从学术上重新探讨。）。后一种见解立足于“暴力革命”的理论之上，认为“农民起义”在中国古代社会变迁中起着关键作用。到底隋末民变的结果如何？有必要略加考察。
首先，我们来看看隋末反抗运动的领袖及领导权的转移。隋末民变的领袖成分十分复杂，今举其大者约可分为三类：1.出身乡民、无赖者，有窦建德、翟让、刘武周、高开道、刘黑闼、徐圆朗、杜伏威、辅公ｓｈí＠⑦、李子通、林士弘等；2.出身贵胄大族者，有杨玄感、李渊、李密、萧铣、祖君彦等；3.出身豪族官吏者，有薛举、李轨、罗艺、梁师都、李ｊì＠⑧、王世充、沈法兴、朱粲、李子和等。起自民间者不占优势。
初期的反抗，以逃避力役、军役和谋生存为目的，主要由起自乡村的人来领导，然而，如瓦岗军领袖由翟让变为李密所示，随着时间的推移，领导权日渐转入士族手里。当初逃兵役、反暴政的民变，以杨玄感反叛为分水岭（注：杨玄感反叛的重要意义，请参阅韩ｓｈēｎｇ＠①《论隋朝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对隋亡的影响》，载《厦门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演变成为推翻隋朝的政治斗争，士族阶层并没有被铲除，他们经过分化集结，重新左右改朝换代的进程。
其次，士族武装主导下建立的新王朝，仍以门阀士族为其政治基础。就唐朝君臣的出身而论，其浓厚的士族特色，甚至超过前代，故唐高祖李渊颇引以为豪，多次提及：
武德元年，高祖尝谓内史令窦威曰：“昔周朝有八柱国之贵，吾与公家咸登此职，今我已为天子，公为内史令，本同末异，无乃不可乎？”威曰：“臣家昔在汉朝，再为外戚；至于后魏，三处外家。今陛下龙兴，复出皇后。臣又阶缘戚里，位忝凤池，自惟叨滥，晓夕兢惧。”
三年，高祖尝从容谓尚书右仆射裴寂曰：“我李氏昔在陇西，富有龟玉，降及祖祢，姻娅帝王，及举义兵，四海云集，才涉数月，升为天子。至如前代皇王，多起微贱，劬劳行阵，下不聊生。公复世胄名家，历职清要，岂若萧何、曹参起自刀笔吏也。惟我与公，千载之后，无愧前修矣。”
唐朝君臣，士族比例之高，相当突出：
苏氏议曰：创业君臣，俱是贵族，三代以后，无如我唐。高祖，八柱国唐公之孙，周明懿、隋元真二皇后外戚，娶周太师窦毅女，毅则周太祖之婿也。宰相萧ｙǔ＠⑨、陈叔达，梁、陈帝王之子；裴矩、宇文士及，齐、隋驸马都尉；窦威、杨恭仁、封德彝、窦抗，并前朝师保之裔；其将相裴寂、唐俭、长孙顺德、屈突通、刘政会、窦轨、窦琮、柴绍、殷开山、李靖等，并是贵胄子弟。比夫汉祖、萧、曹、韩、彭门第，岂有等级以计言乎？（注：以上引文均见《唐会要》卷36《氏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显然，隋末民变没有打破门阀士族垄断政治的局面。农民的反抗运动固然铲除了一批世家大族，但同时也崛起一批新贵；虽然暂时调整了生产关系，但由于农民维持再生产的能力有限，即使在完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获得土地的农民也将重新分化。豪强大族的普遍出现虽说是魏晋南北朝动乱的结果，其实也包含着生产方式的必然性。以为一两次农民起义就能扫除门阀政治，不切实际。只有社会变革的各种条件成熟，暴力革命才有可能促其成功，否则，滥用暴力往往造成社会动荡甚至倒退的结果。
以上考察说明两点。第一，隋末民变的结果只是完成了士族阶层对国家权力的重新分配，却没有改变士族政治的格局。激起民变的原因是隋炀帝滥兴军役，而反对隋炀帝暴政的政治目标得到了从士族到百姓的普遍响应，因此这次民变对士族的冲击以及调整生产关系的作用不大，以此作为士族政治消亡分界线的观点不能成立。第二，唐朝仍然是由士族建立并以士族阶层为政治基础的王朝。
暴力革命在历史上发挥关键作用的情况，并不是暴力本身造成的，而是社会变革的内在条件成熟所致。因此，要彻底改变士族政治的局面，关键仍在于促成社会变革的内在条件成熟。根据上节分析的魏晋南北朝士族阶层的基本特点，国家必须在以下三个方面力促其变。
其一，必须建立一个比较公平、公正的政府及法律体系，加强国家的公共职能，把乡民从武断乡曲的士族豪强的控制下争取出来。
其二，要大力办学兴教，奖掖学术，确立国家在文化上的中心地位和主导权。
其三，发展经济，尤其是要促进商品流通，贸易繁荣，建设一批区域性新兴城市，将地方优秀分子不断吸收到国家体制内，刺激乡村士族大量移居城市，逐渐同乡村脱离，而失去地方根基。
这三者紧密联系，共同作用，不可或缺，推动社会发生深刻的质变。这种变化是一个渐进的进程，必须经过一段时间才能看得出来，但其作用是持续不断的，虽然看不到雷鸣电闪般的力量宣泄和物质摧毁，却造成不可逆转的变革，更加坚韧有力。
历史中的现实情况是怎样的呢？隋唐王朝建立后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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