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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中若干问题的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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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2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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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论及我国封建社会的租佃关系时往往会将它和阶级关系直接挂钩，直至混同于阶级结构，这可能是走进了一个误区。毫无疑问，在租佃关系下，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这和阶级结构密不可分。但若将租佃关系看成我国封建社会地主和封建政府配置土地和劳动力资源的一种常见的方式时，就可以发现，这并非地主和佃农之类的阶级结构可以涵盖，其范围要比它宽泛得多。因此，重新审视封建社会的租佃关系，估计它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在今天来说，依然很有必要。
二、内徙少数民族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史中民族大融合的时期。无论南北，都有大量少数民族和汉族相融合。在南方，有山越、蛮、僚、俚等族，在北方，有匈奴、羯、氐、羌、乌丸、鲜卑等族。和汉族融合的民族之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之大，均为我国历史所仅见。粗略统计，汉晋间，西北边缘地区少数民族内徙的不下五六百万。其中匈奴大约在50万～60万人之间，羯超过20万人，氐不会低于15万户，羌大致和氐相同，乌丸在20万～30万人之间，鲜卑人数最多，达300万人左右。这还是较为保守的数字，因为《晋书．文帝纪》载，早在魏晋禅代之际，曹魏末代皇帝在被迫颂扬司马昭的九锡文中便说：“九服之外，绝域之氓，旷世所希至者，咸浮海来享，鼓舞王德，前后至者，八百七十余万口。”曹魏后期，其控制的编户只有70余万户，443万余人，而其中已包括了一些编户化了的少数民族人民。如果《文帝纪》记载可信，内徙少数民族人口已远超北方汉族，更何况西北少数民族的内徙要到北朝后期才终止呢。南方徙居平原的少数民族人口，史籍中也有一些记载。如《宋书·蛮夷传》载，仅为刘宋掳掠的蛮人就“盖以数百万计”，《魏书·僚传》载，仅隆城镇一地，便有僚人“二十万户”等等。但这类记载大抵缺乏可信性，因为这一时期南方封建政府控制的编尸，最多也只有90余万户，468万余人，其中也有编户化了的山越和蛮族人口。而南方掠徙平原的少数民族人口少于汉族，在学术界又是大多数人的看法。
鉴于南方始终是汉族地主阶级的天下，南方少数民族基本上是农业民族，他们徙居平原主要是由于封建政府的掠徙，因而学术界对他们徙居平原在社会经济中的影响和作用的估价，以正面积极为主，没有多大的分歧。北方却相当复杂，他们绝大多数是游牧民族，社会发展阶段比汉族落后。更主要的是他们在内徙后，大都建立过政权。特别是拓跋部建立的北魏，非但统一了北方，还开创了北朝的历史。他们落后的经济生活和生产方式对北方社会经济的影响和作用如何?分歧便不可避免。有些学者认为他们将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生活带人了中原，彻底破坏了秦汉以来北方的经济区，使昔日的农耕区大都变成了天然牧场，农耕方式也由精耕细作退化为粗放，总之是历史的大倒退。
无可否认，各族人民在民族融合的进程中所付出的代价极其高昂，炼狱般的十六国时代便是其真实写照，少数民族建立政权后，其落后的生产方式也必然会影响，长期的战乱使北方社会经济一再惨遭破坏，恢复和发展的历程极其艰难曲折。尽管如此，汉族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生活仍然起着主导和制约的作用；昔日的农耕区也没有大都成为天然牧场；精耕细作的耕作方式仍持续着，非主流，还略有发展。因此，并没有出现历史的大倒退。
北方少数民族内徙并非偶然，其中固然有气候变迁、为寻找新的生存地域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出于中原王朝急需补充劳动力和兵源的需求。据《后汉书·郡国志》注引《帝王世纪》，东汉全盛时，全国共有l 607万余户，5 006万余人。《晋书·地理志》载，全国统一那一年，只有1 616万余人，不到246万户，以人计，相当于东汉的32．28％，以户计，为15．3％。这已是经过60余年休养生息以后的情况，汉末战乱方休时当更严重。正是出于急需补充劳动力和兵源的需要，从东汉后期起，各割据势力及中原王朝一改秦汉以来将内附或被征服的少数民族徙至边地，加强控制，借以巩固边防的措施，而是尽可能地掠向内地，甚至到其腹心地区。如曹魏征服乌丸后，掠向霸府邺城的便不下10余万； 《三国志·魏书·梁习传》载，被他送到邺城的匈奴有“数万”；曹魏撤离汉中前后，被逼徙关陇特别是关中的氐羌就更多等等。《晋书·阮种传》载：“自魏氏以来，夷虏内附，鲜有杰悍侵渔之患。”他们和北方汉族人民交错杂居，对北方社会经济的初步恢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事实确实如此。昔日稻粟飘香的八百里秦川，在汉末战乱中一度杳无人迹，成为豺狼出没的洪荒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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