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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中若干问题的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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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2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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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原有的统治方式统治被征服的少数民族，让他们成为兵役的主要承担者；用汉族原有的统治方式奴役和剥削汉族，让他们成为赋役的主要承担者。《晋书·秃发利鹿孤载记》所载其部将的话，可谓一语道破胡汉分治的真谛：“宜置晋人于诸城，劝课农桑，以供军国之用，我则习战法以诛未宾。”其实，这只是昔日中原王朝以夷制夷策略在新形势下的翻版，并非新的发明创造。不过，昔日是以夷制夷，如今既有以夷制夷的成分，更主要的是以汉制汉。北魏前期是否推行，尚可讨论，但拓跋珪对本族人分土定居，对掠徙平城的新民计口授田，划定京畿后，在四方四维设置八部帅，在河北推行郡县制，其后继者又在河北和中原的基层行政上实施宗主督护制，特别是《魏书·食货志》说，北魏前期，“以五方之民各有其性，故修其教不改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纳其方贡以充仓廪”等表明，北魏前期维持着以少数民族原有的方式统治少数民族人民，以汉族原有的方式统治和剥削汉族人民的传统，深受胡汉分治的影响。非但京畿地区拓跋成员和新民的地位待遇不同，京畿的统治方式和其他地区也不一样。当然，这里也不排斥各政权在实施胡汉分治时官职名称，直至剥削方式和剥削量上的差异。
汉国施行的胡汉分治及其他措施为各少数民族政权所延续，是有其客观原因的。魏晋之际，特别是十六国时期，胡汉力量对比从整体上看，汉族处于劣势，具体到某一少数民族，又处于优势。各少数民族统治者都野心勃勃，都想建立自己的政权，但仅仅依靠本民族的力量难以实现，必须利用和借助汉族，才能达到和巩固统治，尤其是对汉族地主阶级。历史展示，一个个胡汉统治集团在悄悄地形成，如氐族和关中地主，羌族和西州地主，慕容部和辽东及关东地主，拓跋部和雁代地主等等。所以胡汉分治虽然是民族矛盾尖锐复杂和胡汉矛盾的产物，对正在瓦解中的少数民族部落组织起着逆动作用，但其积极作用也决不能忽视，即汉族固有的生产方式保存下来了。北魏对汉族地主的笼络及宗主督护制的推行，也是这种状况的反映。最明显的例证就是作为汉族生产方式的核心——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没有受到根本性的触动。史籍记载，均田制度的推行和李安世奏议的关系十分密切。其奏议谈及有些土地所以荒芜，是因为产权不明，长期争执不下，官府和乡老们在争执双方的证据面前是非难断所致。其中有句话说：“强宗豪族，肆其侵凌，远认魏晋之家，近引亲旧之验。”①这岂非是说，虽然历经了十六国的战乱，直到均田制推行前夕，魏晋时确认的产权也是为官府和乡老们认可的吗。正因为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各少数民族政权及北魏所认可，他们才能清定五品、清定九品，才能逐步恢复士族的各种特权。何止没有根本性触动，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还在视隙发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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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魏书》卷53《李孝伯附安世传》。
十六国时期，表现为千丁共籍，百室合户。在均田制推行前的北魏，则表现为“富强者并兼山泽，贫弱者望绝一廛”。“魏初不立三长，故民多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①。若非如此，像崔卢李郑王之类的名门望族岂能长期活跃于政治舞台呢。
毫无疑问，内徙诸少数民族，包括鲜卑拓跋部所代表的落后的生产方式及简陋的国家机器，会影响和作用于北方社会经济，汉族固有的生产方式一度受到压抑、阻滞和挫折，甚至出现短暂或局部的破坏。但是，在此期间，真正起主导和决定性作用的，还是汉族的生产方式。以游牧为生的内徙各族一波接一波地转向农业定居，成为小农经济的组成者，其统治者转化为地主阶级便是最好的证明。拓跋部也无例外，从其政权建立之日起，这一转化便开始了，而且速度相当快。经济生活的转化导致上层建筑的变革，政权机构也日趋完善和成熟，魏孝文帝改制正是其经济和政治日积月累变革的必然结果。原因在于按照历史的永恒规律，野蛮的征服者终将被他们所征服的先进文明所征服。因此，认为其入主中原导致历史的大倒退，并不符合历史的实际。至于耕作方式在此期间没有流向粗放，仍然以精耕细作为主体，本书第二章第五节有较为具体的论述，就不占用前言有限的篇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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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魏书》卷《高祖纪》，卷110(食货志)。 三、商品经济与传统市场
长期以来，学术界几乎一致认为，商品货币经济和传统市场萎缩，自然经济统治地位加强，是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生活中十分显著的特征之一。这个结论是和战国秦汉以来，特别是西汉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有所发展相比较而得出的。确实，从本时期一开始，直到隋文帝统一全国，币制就极端混乱，货币和谷帛兼用，有些时段和地区不使用货币。为适应这一状况，曹操一改两汉以征收货币为主的赋税制度，全部征收实物，并迅速演变为田租户调制，直到两税法实施才退出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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