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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中若干问题的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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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2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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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找到一些拓跋部游牧或者半农半牧的记载，昔日游牧生活在思想上留下的烙印也须久久才能肃清，但说其锲人河北不久，经济生活的主体已转向农业定居，并不为过，至迟也不会超过拓跋珪生前。否则北魏前期的统治者岂能一遇灾荒就组织拓跋成员就食河北，渡过灾荒再回故土。因为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其习俗是逐水草而居，只有农业民族，才会如此。
土地有余，劳动力缺乏，加上各割据政权力图将各族人民驱掠到其可以控制的腹心地区，余剩的又只好进入坞堡求生等现象，其直接后果必然是原先肥沃的农田变成茫茫荒野，牧场和猎苑向中原腹地扩张。中原王朝早就这样干了。《三国志·魏书·高柔传》注引《魏名臣奏》说，魏明帝在荥阳一带设置的鹿苑便“广轮且千里”。《晋书·束皙传》载其奏议说：“州司十郡，土狭人繁，三魏尤甚，而猪羊马牧，布其境内。”《晋书·食货志》说，晋武帝时，中原地区的牧场就不少，仅“三魏近甸”还放牧着“老不穿鼻”、“无益于用”的种牛45 000余头。牧场之多、之广岂非可见。三魏和司州，也即大河中游南北，是当时人口最集中、农业最发达的所在，尚且如此，又何论他地。把牧场向传统农耕区扩展归罪于内徙少数民族，特别是北魏，而且是在他们转向农业定居之后，这公平吗?
一些学者论证北魏将牧场引入传统农耕区的依据主要有两条，一出《魏书·宇文福传》，一出《魏书·食货志》。现先依次引录，然后再看其是否真实。
时仍迁洛，敕福检行牧马之所。福规石济以西，河內以东，拒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事寻施行，今之马场是也。及从代移杂畜于牧所，福善于将养，并无损耗，高祖嘉之。①
世祖之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佘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則无数。高祖即位之后，复以河阳为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以拟京师军警之备。每岁自河西徙牧于并州，以渐南转，欲其习水土而无死伤也，而河西之牧弥滋矣。
“拒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牧场之大，惊人已极，北魏农业生产最发达的地区很大一片在其中了。不过，打开《中国历史地图》第四册，按照其比例换算一下，从石济到河内往北直推千里，非但囊括了河北农业生产精华地区的大部分，北方第二大城市邺城也有一部分在其中，还进入了蒙古大草原。往南则越过淮河、长江，进入了南朝的腹地。往北可以由魏孝文帝说了算。在南朝腹地放牧，可能吗?如果此一举措发生在北魏初期尚可理解的话，此时均田制度已推行将近10年，孝文帝正在大力提倡发展农业，不要说北魏政治中心的拓跋部早已农业定居，即便六镇地区的农业也有所发展，将平城百姓迁往洛阳已成定局，大规模的改革正在酝酿之中，更何况这片河南之地距洛阳只有咫尺之遥，推行均田制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解决财政危机。现在把北魏财赋所出的河北腹心，甚至第二大城市邺城的一部分也改为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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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北史》卷2《宇文福传》及《册府元龟》卷621《卿监部·监牧》与此同。
场，其财赋从何而来?洛阳的供给如何保障?孝文帝会同意吗?因此，尽管《北史》和《册府元龟》的记载与《魏书》一致，也是难以置信的。可信的是《资治通鉴》卷139齐明帝建武元年(494年)条的那句话：
魏主敕后将军宇文福行牧地。福表石济以西，河内以东，距河凡十里。魏主自代徙杂畜置其地，使福掌之。
对此，胡三省还专门写了一个注：“按杜佑《通典》，卫州汲县，古牧野之地。则其地宜畜牧，有自来矣。”一字之差，差了990里，百倍左右了。按《通鉴》的记载，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宜牧之地，即便新建的牧场侵占了农田，距黄河南北十里，也不会很多。至于河西祁连山下，自古及今一直是优良的天然牧场，在今天还能见到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迷人景色。《食货志》所载，除了证明魏孝文帝改革后，这里牧业兴旺发达外，并不能证明牧场侵占了农田。当然，这两条史料还是有关系的，宇文福规划的牧场，是为了放牧由河西迁来的十万匹战马，路程千里之遥，沿途如并州等地设置一些小牧场作为过渡，倒是相当可能的。
胡汉分治是十六国时期常见的措施，始建于匈奴汉国后期，几乎为十六国时期诸少数民族政权所采纳。大都施行于其统治的腹心地区，主要是针对被掳掠来的各族人民，其余地区则维持着秦汉以来地方行政建制。实质是用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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