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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中若干问题的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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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2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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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但曹魏中后期，却已是“军国有余”的所在，一次便运送500万斛粮食到洛阳，缓解关东十分严重的饥荒。这相当于十万大军十个月的军粮，在当时来说，是很大的数字。这主要是氐族人民的功劳。因为粗略统计，其时氐人占雍州人口的57。2％，占这里农业生产最好的京兆、扶风和始平三郡人口的70．4％左右①。应该看到，终魏晋南北朝世，全国人口也没有恢复到东汉时的水平。质言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土地有余、劳动力不足这个严重的社会矛盾始终存在，因此不但汉晋间内徙的各少数民族，即便其后内徙的少数民族也在缓解着这个矛盾，而且其作用不能低估。道理相当简单，小农经济始终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其生产率相当低下，发展再生产的能力几乎等于零，没有劳动人手的增加，没有人口的繁衍，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就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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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拙文《魏晋之际关中经济的恢复和氐族内迁的关系》，载《首都师范大学史学研究》第1辑，1999年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必须指出，仅仅认为内徙少数民族补充了极端匮乏的劳动力，还是不够的。当他们建立政权后，有些统治者在恢复社会经济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为我国的历史增添了光彩，其政绩也足以和中原王朝的明君圣主媲美。文明太后和魏孝文帝改革对北方社会经济的恢复，对民族融合的促进，以及对日后全国统一所做出的贡献，可谓有史为证，毋庸细说。即便战乱纷扰的十六国时期，有些统治者的作为也不容抹煞。例如，石勒起兵初期，虽然杀人如麻，被称为“胡蝗”，但他略定河北后，军纪严明，所过之处，“老弱安堵如故，军无私掠，百姓怀之”。他采用封建剥削方式对待汉族人民，剥削量比西晋减少了一半，继而劝课农桑，招抚流亡，倡导节俭，禁止酿酒，使河北一带社会经济有所恢复，租入殷广。乃至唐初的封建史学家也不得不承认他是一时之杰，发出“古之为国，曷以加诸”①的赞叹。前秦在苻坚统治前期，以“偃甲息兵，与境内休息”为基本国策，在王猛的辅佐下劝课农桑，卑宫薄赋，厉禁奢侈，积极引导抗灾救灾，兴修水利，推广先进的区种法，起用汉族人才，一度实现了国富兵强，垂及昇平的景象：“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②唐初史学家对其评价比石勒高得多。许多学者认为其前期的治绩可以和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媲美，我们是同意的。后秦经姚苌和姚兴治理后，直到灭亡时仍然“关中丰全，仓库殷积”③。至于鲜卑慕容部开发辽河下游，使其成为日后中原文明传向东北地区的桥头堡，自此，东北的少数民族在我国历史上日渐活跃起来，更是功不可没。尽管这些在战乱不已的十六国时期犹如昙花一现，瞬息即逝，但毕竟是历史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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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晋书》卷104、106《石勒载记》及卷107史论。
② 《晋书》卷113、114《苻坚载记》。
③ 《宋书》卷45《王镇恶传》。
所以如此，最关键的原因在于这些少数民族在内徙中和内徙后，或多或少地经历了封建体制的洗礼，中原农业文明对其影响日益加深，他们中的绝大部分，特别是进入关东和关西的，在其建立政权前，或建立政权后不久，都已由游牧或半农半牧转向了农业定居，昔日的牧民们，已经一波紧接一波地转化为小农经济中的成员。氐族自不待言，早在秦汉时期已
是农业民族。他如建立汉国和前赵的南匈奴、建立后赵的羯族、建立后秦的烧当羌姚氏、建立五燕的慕容鲜卑等，莫不在其建立政权前就已实现了这一转化。正是这个转化，才使他们建立的政权都是一个个封建政权，才使其统治者能采取上述措施。
如果说南匈奴、羯、羌的转化出于中原王朝强制的话，鲜卑慕容部和拓跋部的转化更多的是出于主动和自愿。这是因为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农业定居比游牧优越，较易取得生活来源，经济较有保障，何况他们进入的地区本来就是农耕区或宜于农耕的地区，有汉族人民及早于他们内徙的其他少数民族的事例，活生生地摆在他们面前呢。
鲜卑拓跋部在建国时虽然是个游牧部落，但在建国前同样沐浴过中原农业文明的雨露阳光，有许多汉族人民进入其地，有过苻坚强制他们向农业定居转化的短暂经历，所以建国后的第二个月，拓跋珪便下令息众课农，紧接着的是离散诸部，分土定居；其后有在五原大规模屯田，对掠徙平城一带的战俘计口授田，劝课农耕，直至亲耕籍田等一系列的措施。雁代地区的农业生产在此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虽然史籍中还可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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