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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中器物纹饰研究存在的问题

时间:2009-7-24 13:55:01  来源:不详
推测。但彩陶花纹中看不到‘十月历’的痕迹……”[97]。这段话的前面部分是正确的,后面部分认为彩陶花纹中看不到“十月历”的痕迹则不符合实际。如宝鸡北首岭遗址出土半坡类型红陶细颈壶77M15:(7)以及郑州大河地遗址出土仰韶文化第三期彩陶钵AI式F1:26,其纹饰均可作十月太阳历历书使用,河姆渡遗址第四层出土陶釜上的刻划纹饰则将十月历存在的实物证据或线索上溯至距今7000年前[98]。器物纹饰识读和研究方面的障碍显然直接影响了中国科学技术史之研究,影响了我们对史前时代科学文化乃至对史前人类本身的认识与了解。但问题还不止于此。赵辉先生曾经说:“例如对流播甚远的大汶口文化刻划符号,学术界有种种看法。认为它是氏族图腾的有之,说它是自然崇拜的有之,将其规定为文字的也有之。如果我们不了解刻划这些符号的原因,上述任何一个看法也就只好永远是一种推测,而在这个基础上的引伸,如对社会发展阶段的推论也就无法令人认真对待了”[99]。新石器时代器物纹饰与原始人类的精神文化和信仰紧密相关,在今天这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因此纹饰识读和研究的困难也必然影响到我们对原始人类精神文化、精神生活的了解和认识,进而也就是影响到我们对人类文明历程的了解和认识。就新石器时代器物纹饰对史前历史和文化研究的重要性而言,就新石器时代器物纹饰的繁复性(仅以彩陶纹饰为例)而言,就新石器时代器物纹饰识读和理解的困难程度而言,就考古学的两个基本理论层位学、类型学在研究和复原古代历史文化方面的局限性而言,就考古学被理解为是研究古代物质遗存、物质文化但是又要复原古代历史文化、“阐明存在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100](这种定义和理解实际上是矛盾的)而言,器物纹饰都有必要从“从属于、附丽于物质遗存”和层位学、类型学研究中相对独立出来,成为一个拥有自己的理论和方法的相对独立的研究阶段和范畴(这里所说的“独立”不是孤立,而只是强调和说明它不应该仅仅从属于和附丽于物质文化研究及类型学)。这是我们得到的启示和要表达的想法之一。
  水涛先生说:“彩陶纹饰究竟表达了什么样的含义,这是每个人都急于知道答案的问题。目前,许多研究彩陶的文章在这方面似乎都可以给出一定的解释,又都无法回避更多的不可解释的东西。由于这种解释的随意性往往陷入自相矛盾的怪圈,使得大家对于这样的研究结果产生了怀疑,也使得更多的人视彩陶研究为畏途”[101]。包括彩陶纹饰在内的古代纹饰并不是缺少研究,也不是学者们认为它不重要、不想知道它的含义,而是大量的研究文章和成果反而让人觉得怀疑和不可信(想一想:一种或一类纹饰少则几种,多则十几种、几十种观点和看法,这样的结局能够让谁相信,有哪一种观点和看法是正确的?),研究工作本身陷入了迷茫和困顿。古代纹饰并不是超越我们的认知能力的高科技作品,也不是外星人或者我们无法把握的神灵、鬼魂的作品,而是民智初开时期,思想、文化、心理都比较单纯、混沌,科学、人文知识都处于起源阶段的古代人类的作品,原则上说,它们是可知的,能够为我们所认识和解读的。既然做了大量的工作、努力而并没有解决问题,反而陷入了迷茫和困顿,这就说明工作方法有问题,研究和认读的思路没有与原始人类创作时的思维和思路合拍。所以这个问题仍然是一个理论和方法问题,它也证明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方法或西方原始文化理论用于史前研究的失效。器物纹饰仅只是原始人类为了美观、装饰的需要而存在,或者是原始人类的图腾、巫术道具,或者是与恩格斯所谓“人类自身的生产”即与生殖崇拜有关,或者几者都是或者什么都不是而与另外的东西相关,或者也有时空方面的巨大差异呢?仅仅根据目前的研究,我们无法判断和回答这些问题。我们知道,层位学之有效是因为有一个确定性的客观的前提,即层位在上的遗存产生的年代一定晚于层位在下的遗存,类型学之有效也是因为有一个确定性的客观的前提,即不同类的器物其形制是不相同的,而同类器物因年代不同其形制也有一些差异。根据层位关系和类型学研究,我们可以排比出同种或同类纹饰的演化关系,照理说这也是一个大体上确定的客观的前提,但这还只是属于类型学研究的范畴,关于纹饰的含义、创作意图则只有过猜测和估计。除此之外,纹饰研究还有没有、可不可能存在层位学和类型学那种“确定性的客观的前提”呢?笔者认为是有的,那就是在我们今天看来非常重要、在原始人类看来也非常重要有严密的数量关系设计之典型器物及纹饰(当然它们与古代天文历法及易学知识有关[102])。这些有着严密数量关系设计的器物及纹饰,有100个学者去分析它,其结果也不会有多大差异,更不会得出各有所据的多种结论;这些器物和数量关系在几千年前是如此,在今天以及未来也是如此,它不会因为某人的视角不同或者某种理论的出现及改变而发生变化。因为这样,我们可以得到对一批典型器物及纹饰的明确而可靠的认识,进而知悉和了解原始人类的思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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