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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中器物纹饰研究存在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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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0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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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说：“可以证明，在许多地方，也许是在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粘土使之能够耐火而产生的。在这样做时，人们不久便发现，成形的粘土不要内部的容器，也可以用于这个目的”[9]。恩格斯的说法受到摩尔根《古代社会》的影响，而摩尔根《古代社会》中的说法又来自泰勒《人类远古史研究》。泰勒说：戈盖“于上一个世纪最先提醒大家注意陶器发明的过程，他说，人们先将粘土涂在这样一些容易着火的容器之上以免被烧毁，以至后来他们发现单单用粘土本身即可达到这个目的，于是世界上便出现制陶术了”[10]。布利弗特认为陶器的装饰起源可以在迈杜人所从事的多色的篮子编织中得到启示：这种在美的意义上甚至可以和希腊人的陶器装饰媲美的图案设计至今仍然掌握在一些老年妇女的手中[11]。直到最近，研究彩陶纹饰的学者仍然认为“陶器纹饰首先起源于陶器制作过程中胎体上的印痕烧成后仍被完整地表现于陶器器面这种现象，这种现象天长日久，便可促使人们逐渐领悟到可以通过对陶器器面的刻画与按压，从而达到美化陶器的目的”[12]。可见陶器的起源与编织物有关，陶器纹饰与编织物及制作过程中陶坯上的压印痕有关是一种很普遍的认识。陶器起源是否主要与在编织物上敷泥烧烤有关，目前尚没有非常充分、确凿的资料可作肯定回答，但已有资料表明，有些地区、有些陶器的起源、产生可能是这样的：中国现在发现年代最早、最原始的陶器在一万年以前，如北京怀柔转年遗址、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发现的陶器、陶片，其制法多采用捏制和片状贴塑，而且主要应是炊煮器类[13]。柴尔德曾经引用过出自肯尼亚一个旧石器时代地层中的两小块陶片资料，认为“可能是因为一只涂有粘土的篮子，偶然经过火烧，就成了不透水的”陶器[14]。民族学资料中也能见到这种情况，比如南美洲的土人、亚里桑那的哈瓦苏派人都将编织物敷泥，然后用于盛物在火上烧烤[15]。陶器纹饰因陶器制作过程中用陶拍拍打、齿状器具压印或其他技术手段而产生，更有大量而普遍的考古学证据，如王仁湘先生分析了中国新石器时代陶器纹饰中最习见的纹饰绳纹、篦纹、弦纹、篮纹均因此而产生[16]。但是这里所说的陶器起源以及陶器纹饰产生方式的存在并不必然意味着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的植物纹样、几何形纹样或者看起来象编织物纹样的陶器纹饰都是这样产生和形成的，更不能由此推出彩陶纹饰就是拍印、压印或编织物纹样的自然延续或延伸。
王仁湘先生将彩陶纹饰与“陶器在制作过程中所作的自体本色装饰纹样”作了明确的区分，他讨论绳纹、篦纹、弦纹、篮纹等拍印、压印陶器纹饰的《中国史前陶器纹饰区探讨》一文并“不包括彩陶在内”[17]。林少雄先生认为陶器纹饰的产生与陶器制作过程中胎体上的“印痕烧成”有关，原始人类在陶器上拍打、印压、刻画纹饰均受此启发，但是他仍然将彩陶与此区分开来。他说：“在中国彩陶文化中，由于彩陶的纹饰是以特定的颜料绘彩及各种图案为主，且关于后来各种彩陶器身上的几何图案，学术界历来在争议，所以前边我们所说的几何纹，只是为后来彩陶中的几何纹提供了借鉴，使后代人们受到了启发，而两者的内涵是不完全相同”的[18]。那种认为彩陶上的几何形纹样渊源于编织物肌理纹样的观点，显然是没有注意区分彩陶绘画纹饰与陶器制作过程中压印或拍印“自体本色装饰纹样”之别。上述对半坡类型红陶钵锥刺正三角形数图及半坡类型彩陶钵纹饰的分析表明，不仅彩陶纹饰与压印、拍印纹饰应有区别，而且压印、拍印、戳印、锥刺之非彩陶纹饰也不能一概而论，不能笼统以“装饰”言之（如元君庙M413：⑸红陶钵和半坡P·4237陶片上的锥刺三角形数图，是不能以“装饰”或仅以“装饰”言之的）。由陶器起源可能与编织物有关、陶器制作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印痕以及拍印、压印纹饰到彩陶纹饰的内涵表达，这种一以贯之针对彩陶纹饰的大幅度跳跃式的简单联想和类推，不仅是危险的，而且可以认为是无据的。对陶器纹饰的这种不作具体分析、个案研究的简洁联想和类推，不仅会产生上述“陶器模仿编织物功能”的有违一般逻辑和事理的推论，而且还必然会产生彩陶上的几何形纹样也是原始人类的图腾、神灵（这等于说编织物肌理纹样就是原始人类的图腾或崇拜的神灵）这种怪论，从而导致彩陶纹饰的含义在今人看来显得无比神秘、怪异、深奥莫测以至永远只能猜测而不能求知。
2、西方原始文化理论的误导
李泽厚先生曾经对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的彩陶纹饰作过一个让人读起来非常辛苦费力的解说：“仰韶、马家窑的某些几何纹样已比较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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