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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中器物纹饰研究存在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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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0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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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黑彩纹。又如彩陶钵和碗的上腹，常装饰着正倒三角形线纹组成的二方连续图案，这种图案最先可能是模仿竹条交叉而成的编织物。后来，正倒三角形中间的线纹变粗，成为相间的正倒三角形夹复道折线纹。最后，实体的三角形中间还出现了与外三角方向相反的空三角纹。还有将实体的正三角形对分为两个直角三角形的。于是，最初模仿编织物的简单的平行斜线交叉组成的图案，演变成了有虚实、正反、粗细等变化的由三角形和斜线组成的二方连续几何形图案（图三）。彩陶上这类源于编织物的纹样，是对编织形式的摹拟，而编织物本身的构成形式就是几何形的。所以这类摹拟编织物的纹样从最初就是几何形纹样，而且这类图案纹样的早期骨式与作为纹样原型的编织物骨式相同。经过长期的发展，逐渐脱离了编织物的原始骨式，演绎出许多新的几何纹样和图案格式，不再是写实地摹拟编织物，只是示意地表现编织物的形象。半坡彩陶上的几何形纹样，在开始也是写实的，后来才由写实的表现演变为写意的表现”[1]。这种推论和分析影响很大，在学术界几成定论。有学者据甘肃彩陶纹饰发展上“总的趋向呈现出由写实向写意、由具象向抽象演变发展的脉络”，同样推论“甘肃东部地区仰韶早期的几何形花纹，始初源于陶器生产前作为器皿使用的编织物的肌理纹样，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逐渐变成了几何形的装饰花纹”[2]。这种认识是否正确呢？笔者认为是值得商榷的。
《半坡仰韶文化纵横谈》为了说明和证明其观点，同时绘画了三件相关陶器之纹饰图：第一件当是元君庙遗址出土M413：（5）红陶钵及上面那种锥刺点叠成的正三角形数图；第二、三件当为彩陶钵，一件绘正、倒三角形纹相间，其间留出一带形露地折线纹，一件绘正、倒三角形纹与平行成组直线纹相间，正、倒三角形纹中间嵌“与外三角方向相反的空三角纹”[3]。第一件红陶钵上的锥刺点是写实的，第二件、三件彩陶钵上的纹饰越来越抽象“演变为写意”，但是元君庙M413：（5）红陶钵上的锥刺点正、倒相间正三角形图案有严密的数量关系：该红陶钵现存十个正、倒相间正三角形锥刺点图案，其中有几个为55数锥刺纹，有一个为45数锥刺纹，这种设计合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神秘的河图洛书的数关系及其表达方式[4]。如果《半坡仰韶文化纵横谈》对器物纹饰演变历程的推测、对三件陶器及其纹饰在年代关系上的排列无误的话，那只能说明和证明“半坡彩陶的几何形图案花纹”都是源自于元君庙M413：（5）红陶钵那种有严密的数量关系、可能与远古天文历法及古易学相关的图案（与元君庙红陶钵锥刺纹相类的还有半坡遗址出土P·4237陶片上的锥刺点正三角形数图[5]），而不是“编织物的肌理纹样”。因为任何编织物都不可能天然生成55数、45数、36数（半坡P·4237陶片）正三角形数图，如果存在这种编织图案，则55数、45数、36数正三角形图必然先于编织图案和编织物而存在（55数、45数与河图洛书相关，36数为十月太阳历一月的天数，而二者正存在着紧密的、内在的数关系[6]）。元君庙M413：（5）红陶钵、半坡P·4237陶片上这种锥刺点正三角形数图是否的确与古天文历法、古易学相关自然可以继续讨论或不必视为定论，但《半坡仰韶文化纵横谈》关于“半坡彩陶的几何形图案花纹，主要源于编织物的几何形花纹”的推论和认识显然是经不起推敲的。由于这种错误，便导致对半坡类型彩陶纹饰认识和推断的进一步错误乃至出现比较荒谬的论断，如：“半坡彩陶上这类源自编织物的几何形纹样，反映了当时人们在早期的陶器生产中的意念：他们认为只有将陶器做成原来作为器皿的编织物的形状和纹样，才能具有原器皿的功能。但是事实上饰于陶器上的这种摹拟纹样也不再具有编织物的肌理纹样在物质生产中的功能，已不是物质生产的组成部分；当这种纹样装饰在彩陶上时，已由物质生产转化为精神生产……”[7]。陶器可以盛水，而任何编织物都不能盛水，陶器可以作炊具使用放在火上烧烤而编织物则不能，陶器怎么会需要得到编织物的功能呢？陶器盛水、作炊具使用的功能怎么可能是模仿编织物的肌理纹样而产生呢？更何况“摹拟纹样已不再具有编织物的肌理纹样在物质生产中的功能”即陶器纹样与编织物肌理纹样的功能也是不相同的。
对陶器纹样的上述认识是与人们关于陶器起源及陶器制作过程的观点和认识有关的。林惠祥先生作于1930年代影响颇为广大的《文化人类学》一书说：“陶器的制法有贴土于筐篮上而烧成的，这种制法使陶器上留了筐篮的纹，因而也成为一种几何体的纹样。编织的技术也能决定纹样的体式，如要将写实体的纹样施于编织物上，必致将曲线形的改为直线形的，这便是写实体变为几何体的一种原因……”[8]。这种观点可溯源至恩格斯、摩尔根、泰勒等人的著作。恩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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