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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中器物纹饰研究存在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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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0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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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地表明，它们是由动物形象的写实而逐渐变为抽象化、符号化的。由再现（模拟）到表现（抽象化），由写实到符号化，这正是一个由内容到形式的积淀过程，也正是美作为‘有意味的形式’的原始形成过程。即是说，在后世看来只是‘美观’、‘装饰’而并无具体含义和内容的抽象几何纹样，其实在当年却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内容和含义，即是具有严重原始巫术礼仪的图腾含义的。似乎是‘纯’形式的几何纹样，对原始人们的感受却远远不只是均衡对称的形式快感，而具有复杂的观念、想象的意义在内。巫术礼仪的图腾形象逐渐减化和抽象化成纯形式的几何图案（符号），它的原始图腾含义不但没有消失，并且由于几何纹饰通常比动物形象更多地布满器身，这种含义反而更加强了。可见，抽象几何纹样并非某种形式美，而是：抽象形式中有内容，感官感受中有观念，如前所说。这正是美和审美在对象和主体两方面的共同特点。这共同特点便是积淀：内容积淀为形式，想象观念积淀为感受。这个由动物形象而符号化演变为抽象几何纹的积淀过程，对艺术史和审美意识史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19]。这段话文字和句子都不复杂，但理解起来颇为麻烦（让人有思维跟不上、脑子不管用的感受）：非得逐字逐句去想，然后你才知道它大概说的是什么；但是除了知道彩陶纹饰与图腾、巫术有关外，你仍然不知道彩陶纹饰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图腾动物为什么要被画成几何形，那些“非常重要的内容和含义”、“复杂的观念、想象的意义”究竟又是什么？《半坡仰韶文化纵横谈》在推论半坡类型彩陶几何形纹样源于编织物肌理纹样、认为当时人们在早期的陶器生产中存在着这种意念即“他们认为只有将陶器做成原来作为器皿的编织物的形状和纹样，才能具有原器皿的功能”（这当然是一种巫术观念和行为，其中存在“神灵作用”了）之后，仍然有一段让人读起来颇感辛苦费力的论述：“……但是事实上饰于陶器上的这种摹拟纹样已不再具有编织物的肌理纹样在物质生产中的功能，已不是物质生产的组成部分；当这种纹样装饰在彩陶上时，已由物质生产转化为精神生产。为了工艺制作的便利和更适合实用的需要，人们已没有必要再拘泥于编织物纹理的原理，而对这种纹样不断地进行提炼取舍，变化创新，从而脱离了编织物纹理的原型，更多地起着美化陶器的作用。这里的几何形花纹组成的图案，已完全是表达人们审美观念的艺术生产了”[20]。同样的拐弯抹角，同样的“神创”思路和理论，但结论不同：一个认为几何形图案中还有神、图腾和巫术，并且有更多的神和图腾；一个却认为已经没有神和巫术了，已经是纯粹的美术行为了。
半坡类型彩陶最主要的象生性动物纹样是鱼纹、庙底沟类型是鸟纹、马家窑文化则是蛙纹（或称人蛙纹）和鸟纹，纵观几十年来中国学者对这些纹饰的研究和认识，虽然众说纷纭，不同的意见和理解可以多达几十种，但其间也有一些在某种程度上的共同点或“共识”：
其一，纹饰绘画和变化规律是，由与实到抽象、由象生性动物演变为几何形纹饰。如石兴邦先生1962年研究马家窑文化认为：“主要的几何形图案花纹可能是由动物图案演化而来的。有代表性的几何纹饰可分为两类：螺旋形纹饰是由鸟纹变化而来的，波浪形的曲线纹和垂幛纹是由蛙纹演变而来的……”[21]；《西安半坡》排出了半坡鱼纹由写实到抽象的几何形纹饰演变图示，并说：“有很多线索可以说明这种几何形花纹是由鱼形的图案演变而来的”[22]；严文明先生认为“半坡彩陶的几何形花纹是由鱼纹变化而来的，庙底沟彩陶的几何形花纹是由鸟纹演变而来的，所以前者是单纯的直线，后者是起伏的曲线……把半坡期到庙底沟期再到马家窑的蛙纹和鸟纹联系起来看，很清楚地存在着因袭相承、依次演化的脉络。开始是写实的、生动的、形象多样化的，后来都逐步走向图案化、格律化、规范化，而蛙、鸟两种母题并出这一点则是始终如一的”[23]；张朋川先生认为庙底沟类型彩陶中主要的花卉纹饰都是由鸟纹演变而来，晚期“彩陶盆上的图案摆脱了早期的对称格式，多作活泼自如的动态图案结构，用行云般的勾曲形纹和弧线纹，组成翻回交错的纹饰，以旋风般的律动，舒展变化多端的长卷式图案。鸟纹已完全变成几何纹，由正面鸟纹简缩为圆点弧边三角纹，由侧面鸟纹简缩为勾羽形纹”[24]。其二，这些写实或抽象变形的鱼纹、鸟纹、蛙纹具有图腾含义，反映或表现了原始人的图腾信仰和观念。如：石兴邦先生认为“彩陶纹饰是一定的人们共同体的标志，它在绝大多数场合下是作为氏族图腾或其他崇拜的标志而存在的”，他认为马家窑文化中由鸟纹变成的螺旋纹、由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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