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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前期历史中的几个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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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0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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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改变过来。
外交与商务混淆，商务与朝贡混淆，这种外交体制与十七世纪以来的国际环境是完全不能适应的。欧洲各国在长期交往中已逐渐形成许多不成文的、但有法律效力又为各国所接受的习惯做法和先例，即所谓国际惯例，诸如大国间可以互派大使（十九世纪末叶以前限于大国）、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外交使节代表本国政府与驻在国政府办理交涉、外交代表人身及其住所不可侵犯等等。清朝皇帝及其大臣们长期在闭关锁国的状态下生活，对于世界上早已形成的一些外交惯例懵然无知，而又突然一下子被卷进了陌生的国际社会，以致在与西方国家接触中多次举措失当。例如，拒绝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拒绝外国在北京设立外交代表机关，也不向任何国家派遣常驻外交代表，手持国书的来华外交使节不准进入北京，这些在当时欧洲各国早已形成的国际惯例，清政府都以不合天朝体制断然拒绝了。清初海禁极严，互市仅限贡舶，海禁开后，仍对海外贸易实行极为严厉的限制，既限制中国商人出海贸易，也限制外商在华的正常贸易活动。国家对外贸易的大权，几乎由清政府严格控制的广东商人团体“公行”独占。它的实际作用，一方面阻滞了出口商品的流通渠道，同时又为外商行贿走私大开方便之门。当时进口商品主要是供宫廷和王公贵族们享用的奢侈品。海关税制极品的竞争力，利于进口不利于出口，而西方国家在此一个多世纪以前就已采限高额进口税以保护本国市场。清代前期对进出口贸易采限严厉限制政策，朝野上下又缺乏国际贸易竞争意识，尽管如此，海外贸易仍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并长期保持巨额出超。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出口货物口利繁多，货源充足，特别是许多传统产品在国际上有广阔的销售市场，如丝、茶、瓷、漆等。苏州造船厂生产的远洋船只在康熙年间还能畅销海外。这说明当时中国的外贸产品潜藏着巨大的竞争能力。中国也很需要购进国外的许多产品，如银、铜、粮米、火炮等等。假如清政府积极发展海外贸易，就可以充实国家财力，改善自己的国防从而提高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实力地位。
二
十七世纪中叶，我国国内战争持续了半个世纪，战火遍及全国，加上这一时期不断出现大面积水旱灾害，全国经济呈现一片萧瑟景象。清政府被迫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垦荒、赈恤、招抚、蠲免、修水利、除河患，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清政府宣布实行“更名地”。采取这项措施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要使劳动者有土地，而是要使土地有劳动者；或者换句话说，在于确认田赋的负担者，以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但是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使农民保住了通过各种途径取得的土地，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也有利于荒地的开垦。康熙五十一年（公元１７１２年）清政府又宣布，全国丁银数额以康熙五十年的丁银数为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人丁税虽然仍旧存在，但丁银数固定不变。它有利于进一步安定农村秩序，避免人口的隐瞒和流散。在康熙末年和雍正年间，清政府又逐渐在全国除少数地区外实行摊丁入地，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的人头税。在这种税制下，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束缚松弛了。
由于税制比过去合理，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通过各族人民长期的辛勤劳动，残破不堪的农业逐渐恢复并有新的发展。粮食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了，种植面积扩大了，农作物种类增加了。适宜在南方生长的水稻，从明末开始经过长期试种，到康熙末年在京津寒冷地区移植成功。明代正德、嘉靖年间传入中国南方的耐早高产作物玉米，由于它对土壤气温要求不高，适应性强，清初康熙雍正年间，种植面积已逐步扩大。乾隆至道光一百多年，玉米引种地区迅速扩展到全国绝大多数州县。特别是在山地丘陵地区，已成为主要粮食作物，明末传入中国的番薯，产量高、繁殖快、耐旱、耐碱、耐贫瘠，块根可充食粮，蔓叶可作饲料，以其明显的优势，加上官府的倡导，文人的宣传，迅速地在长城以南各省大面积推广。由于玉米和番薯能在乾旱贫瘠的山地生长，在清代大规模垦荒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又由于它的产量高、繁殖快，在雍乾年间人口急剧增长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重要经济作物特别是棉花、烟草、山区、海岛的开发成效卓著。关外的东北、口内的蒙古地区，台湾及东南沿海岛屿、西北的广大地区，都是清代开发的。有的地区由于农业发展迅速，成为全国重要粮仓。内地的湘西、陕西、鄂西北以及桂西、滇西南和贵州等山地丘陵地区，也因大量移民，生产发展迅速。边疆地区卓有成效的开发，不仅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而且有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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