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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前期历史中的几个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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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0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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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祖国边疆地区的巩固。清代开发山区和边疆，其规模和成效，都远远超过前代。但是由于这种开发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又缺乏科学的指导，以致出现水土流失、生态平衡遭到破坏的严重后果。
清代的土地所有制不同于前代的特点是存在着实行农奴制的旗地、地权转移频繁、土地商品化程度日益提高，以及土地所有权与土地耕作权的分离。这里既有历史的进步，也有历史的倒退，这种奇特的现象，在其它领域同样可以看到。
地租剥削形态呈现出空前的多样化。劳役地租、实物地租，货币地租，以及它们的过渡形态或变异形态，都在不同的地区同时并存。实物地租占主要地位，劳役地租作为旧制的残余存在，货币地租虽已出现，但所占比重极少。乾嘉以后，实物定额租在各地普遍实行，而实物分成租有日益减少的趋势。
从明中叶以后开展起来的减租抗租斗争，无论就其深度来说，也元论就其内容来说，或者就其目的和手段来说，都是历史上没有先例的。清政府为了平息抗租斗争，采取了种种对策，诸如劝谕业户从宽收租，限令佃户按期如数交租，由官府出面议立乡规民约、较定斗式，对聚众抗租的首领从重究处，对武装抗租进行血腥镇压，都无济于事。
由于佃农的人身依附关系逐渐松弛，主佃在法律上并无主仆名分，地主对佃农的生产活动已难实行有效的监督。监督佃农的生产活动，是分成租制赖以存在的前提。失去了有效的监督，分成租制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定额租和分成租虽然都是实物地租，但定额租却是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转化的必由之路。其实，货币地租也是一种定额租，不过交纳的是定额的货币而不是实物。实物定额租的盛行，加速了土地所有权和土地耕作权的分离，由此又出现了一田多主的现象。
清代的历史，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历史。落后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封建地租剥削、人身依附关系，已成为历史前进的严重障碍。减免乃至废除封建地租，改革封建土地所有制，废除人身奴役制度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尽管当时人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但都被历史潮流推到日益尖锐的土地、租佃问题面前，按照各自的理解回答历史提出的新问题。从清初顾炎武的禁限私租的议论起，到清末关于地权改革的一场大论战，三百年来在土地、租佃问题上所展开的争论日益激烈和深入。
清政府继续推行“崇本抑末”的传统国策，但已开始出现某种程度的变化，采取了比前代较为宽松的政策。康熙年间，明令废除了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匠籍制度，使手工业者脱离了世代承袭劳役。清初严厉禁矿，乾隆时改而采取允许并鼓励开矿的政策。官营手工业也比明代缩小了经营范围和规模，采取了所谓“惠工给值”的措施。这一切都有利于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以手工业发达著称的城镇里，还有许多与人民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各种手工业作坊，如磨坊、油坊、酱坊、纸坊、特种工艺品如北京的景泰蓝、象牙雕刻、苏州及湖南的刺绣，还有湖州笔、徽州墨、宣城纸，都是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产品。杨州、苏州、南京、杭州、佛山、广州、汉口、北京等已发展成具有相当规模的工商业城市，并且出现了一些专业市镇。有的城市各种手工业作坊或商店按所营专业分类集中。随着边疆地区的进一步开发，在边远地区还出现了许多新兴城镇。
由于商品交换的发展，货币在社会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货币需要量剧增，货币流通速度加快。适应商业活动存款、放款、汇兑的需要，经营此项业务的钱庄或银号也有发展。上海钱庄在乾隆年间已有相当大的规模，长江流域和东南各大城市钱庄纷纷出现。由于国内贸易活跃和货币流通量增大，交通不便，运送现银困难，专门经营银钱汇兑业务的信用机构 票号，于嘉道年间在山西出现了，以后分号遍布各地。
由于政治安定，经济发展，人口迅速增长。乾隆六年（公元１７４１年），初次利用保甲制度编查户口，当年人口即达一亿四千三百余万，到乾隆二十七年（公元１７６２年）即已超出两亿。五十九年（公元１７９４年），达三亿一千多万，到道光十六年（公元１８３６年）即已突破四亿大关。在一百多年里，人口由一亿五千万猛增至四亿三千万，耕地面积却没有相应地扩大。由此不难断定，人口增长速度，远远超过物质资料增长速度。
中国历史上地广人稀的老问题，雍乾以后却变为人多地少的新问题，于是在清代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造成一系列重大影响。由于人多地少，出现了大量的游民。他们不得不离乡背井，犯禁潜入山林，或垦殖、或采矿、或伐木、或刨参，未被开发的山地丘陵因此得到利用，有的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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