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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前期历史中的几个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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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0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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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洋过海，流落异邦。由于人多地少，可耕地开发殆尽，不得不围湖筑堤造田，池塘培土改田，占耕河滩，这种“与水争地”的严重后果是水患增加。由于人多地少，佃农为了租到土地，不得不接受极为苛刻的租佃条件，其中包括提高租额，附加劳役，预付押租等等。由于人多地少，租额上升，出租土地有大利可图，诱导着工商业者及高利贷者的投资意向。由于人多地少，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并未显著提高，粮食供不应求，引起米价大幅度上涨，迫使清政府采取鼓励商人长途贩运粮食的政策，甚至鼓励商人进口洋米。最早为人口剧增而感到忧虑的是清圣祖玄烨，当人口问题还不十分严重的康熙四十九年，他就指出“户口日蕃，地不加增，产不加益，食用不给”，对此“时深轸念”。随着人口的急剧增长，对人口问题发表议论的人也多起来了。其中最著名的有洪亮吉（公元１７４６－１８０９年）和汪士铎（公元１８１４－１８８９年），他们对人口成倍增长而耕地、粮食、房屋却只能缓慢增长感到忧虑甚至恐惧。他们还探索了人口增长过快对整个社会所产生的严重后果，诸如人均耕地减少，物价上涨、游民增多、社会动荡、人民贫困等等。这些议论基本上是正确的。至于如何解决人口问题，他们的主张是消极的，尤其是汪士铎，其主导思想是大量消灭现存人口，其方法是残暴的，野蛮的。
随着农业、手工业、商业的逐渐恢复和发展，使用雇佣劳动的作坊和工场比明代有显著的增长，在丝纺、制瓷、造纸、制糖、铁器制造等行业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幼芽在不同地区稀疏地萌生着，但它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是微乎其微的，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家庭手工业和农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按产业结构说，仍是以农业为主、包括林牧渔等的农业社会。商品经济落后，第二产业还没有兴起。这时欧美一些主要国家，第一产业的比重不断下降，正迅速发展第二产业，即以制造业为主，包括采掘业、蒸气动力、水电、建筑等等，第三产业，即服务性产业，如银行、金融、保险、信托、运输、旅游、娱乐等等，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不断上升。
英国在公元１８４０年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前，工业革命已取得巨大成果，各主要工业部门纷纷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蒸汽机在纺织工业中迅速推广，由此又引起采掘、冶金、机器制造部门的技术革命。并开始了用机器制造机器的新阶段。公元１７８５年（乾隆五十年）建成了第一个蒸汽机制造厂。继英国之后，法、德、美、俄相继进行了工业革命。正当西欧北美一些国家的经济以空前未有的速度腾飞的时候，中国正处在历史上称为盛世的时期。作为封建时代的盛世，成就是辉煌的。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政治安定，边疆稳固，与“文景”、“贞观”相比，毫不逊色。甚至可以说，它的某些成不是以往任何一个盛世无法比拟的。但是这个盛世正面临着一种新的挑战，一种空前严峻的挑战。西方正以雄厚的经济力量支持强大的军事力量，加速海外殖民掠夺。正是这个时候，中国落后了，而且是十分明显地落后了。左宗棠说过“人操舟而我结筏”的话，如果借用这个比喻来说明中国和西方两种发展速度也是适宜的。两种不同的速度，意味着中国未来的命运，长期地落后于西方，并陷入落后挨打的地步。
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是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当时中国却没有这样的条件。封建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严重地限制了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广大农民受着沉重的地租高利贷的残酷剥削，生活极端贫困，购买力低下。农业劳动生产率很低，既不可能为手工业发展提供大量的廉价的原料，也不可能为手工业产品提供广阔的销售市场。其次，清政府沿袭传统的压抑工商业政策，官工、官商利用特权垄断经营，对私人工商业加以种种限制甚至摧残，使得业者无利可图。挟资巨万的富商畏缩不前，妨碍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再次，封建地租和高利贷，是两种传统的剥削方式，有钱人都很熟悉，无需特殊技艺，而经营工商业就复杂得多了。特别是这两种传统的剥削方式受到封建国家的保障，可以坐享其成，而不像经营工商业那样要承担许多风险。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地租率、百分之百的年利率，吸引很多商人或工场主购土地从事地租剥削，或放高利贷。不少皇室、贵族、官僚和商人，积累了成千上万的货币财富，但他们不是把这些积累投资于商品生产，而是用于挥霍、窖藏，或大量购置“不忧水火，不忧盗贼”的土地。不是没有货币积累，而是积累起来的货币没有转化为产业资本。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结构，是难以打破的坚韧壁垒。特别是作为农业主要副业的棉纺织业，是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典型，也是农民在纳租之后家无余粮以纱（或布）易米的普遍形式。虽然纺织工具落 后，普遍使用单锭手摇纺车和双手投梭脚踏织布机，经济效率低，但由于充分利用农隙家庭闲散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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