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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前期历史中的几个问题

时间:2009-7-24 13:55:01  来源:不详
归旗下为奴,或“价买”人口为奴。这又是民族仇恨的种子。
  奴隶反抗的方式主要是逃亡。清政府为了对付奴隶逃亡,制定了极为严酷的逃人法。惩治的重点在窝逃者。所谓窝逃,并不限于窝藏逃人,凡误雇逃人作工,误留逃人住宿,误收逃人为兵,几乎与逃人稍有牵连的都算窝逃。告发窝逃者有重赏,知情不举者受重罚。查解逃人多寡,是考核地方官政绩的标准,于是冤假诬控层出不穷。逃人法的受害者是汉人,这又是民族仇恨的种子。
  当清军占领了黄河流域广大地区之后,自以为取天下唾手可得,伪装和掩饰都不需要了,以赤裸裸的凶残手段屠杀一切敢于抵抗的汉族军民,甚至屠杀一切没有公开表示降服的汉族军民。降服的标识就是剃发易服,这是任何人都不能例外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剃与不剃,变成生和死的选择。而且必须在令到之日起十天内作出选择。迟疑都是绝对不容许的。这时汉民族来说,在民族感情上,在伦理道德上,在风俗礼仪上,都感到是难以容忍的伤害。于是为了捍卫本民族的尊严、气节、礼俗、文化传统,展开了悲壮的搏斗。“宁为束发鬼,不作剃头人”“头可断,发不可剃”。汉民族中成千上万的人为了自己的信念,宁可在屠刀下悲壮地死去。剃发易服激起的民族仇恨,比圈地、投充、逃人法更广泛,也更强烈,它打击的是千千万万,而不只是某些地区、某些集团和某些附层。在民族对立如此严重的状况下,只可能导致更大的分裂,而不可能有国家的统一。
  满洲贵族未尝不知道“不嗜杀人者能一之”的古训,但他们实行的暴虐政策激起了广泛的反抗,又是以不足百万的少数对付数以亿计的多数。“不嗜杀”的古训也顾不得了,因此对不愿屈从在铁蹄下的任何人都绝不宽容。但同时他们也知道,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实汉官,统率三它需要有能征惯战如洪承畴一类的汉将,冲锋陷陈需要几十万汉族士兵,宣扬伦理纲常需要有熟悉儒家经典的汉族文人,树艺五谷需要有千百万有生产经验的汉族农民,懋迁有无需要有善于经营的汉族商人。这一切,都是建立全国政治统治绝不可少的,但又不是用血腥的办法可以获得的。正因如此,甚至在以军事征服为主的顺治初年,也未尝忽视从政治上征服人心。征服对象首先是汉族官僚和文人。征服人心的第一招是批出“吊民伐罪”、“复君父之仇”的旗号,为崇祯帝发丧,令天下臣民缟素三日。这就使那些讲究君臣之义的汉族官僚和文人要感恩图报了,甚至像史可法那样忠贞不渝的明室遗臣都感激涕零地说:“为我先皇帝发丧成礼,扫清宫阙,抚辑群黎”,“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跽北向,顶礼加额”。清政政这一招还给一些剃发易服的官僚士大夫们送上了一块遮羞布,向“为我先有赡养鳏寡孤独。减钱粮摇役、蠲免一切加派的许诺,应允礼俗衣冠暂从明制等等,都是入关之初征服人心的政治设计。
  当军事征服已在广大地区取得“留头不留发”的明显效果时,满洲贵族随即采取相应措施,医治军事征服所造成的精神创伤,主要是用怀柔政策缓和各民族这间的矛盾,特别是满汉之间的激烈对抗。
  首先争取汉族上层分子合作,并与之分享政权。对明朝文臣武将,诱以高官,授以大权,示以重用。这是入关前行之有效的政策,一大批汉族文武官员为新朝创基立业奉献了自已的忠诚。入关之后,更放手地推行这种政策,只要为新朝奉献忠诚,便可重用。甚至倚为心腹,待如上宾,给人以满汉一体的假象。清军南下并席卷江南,主要是驱策洪承畴、吴三挂、孔有德等一批汉将率领几十万汉族军人参与“留发不留头”的残酷屠杀,既强化了武为征服,也淡化了满汉畛域。利用这批汉将出面招抚笼络汉族官员,更有奇效。清代中央政府中实行满汉双轨制。虽然实质上是重满轻汉,但在外观上是满汉分享政权。顺治二年,开科取士,仍沿明代旧制。使汉族文人兢兢于仕宦之途。康熙帝亲政之后曾大幅度地调整民族政策,特别注意调整满汉关系的政策。努力消除二十年腥风血雨所造成的满 汉间的严重对抗。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颁谕举荐山林隐逸之士。十七年(公元1678年),特设博学鸿词科,吸收学行兼优、文词卓越的素有名望的汉族文人。十八年(公元1679年)又开明史馆,收罗汉族文人编纂明代历史。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以后,又开始了大规模的经籍传注的纂辑。这一素列措施,成效卓著。一时名儒硕彦,网罗几尽。
  消除满汉间敌对的关键,是按汉族地区原来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恢复和发展生产。康熙皇帝在这方面是有远见卓识的。他深知圈占田地是严重侵犯汉民族利益的一大弊政,亲政之后,于康熙八的(公元1669年)断然谕令户部永远停止圈地。他还逐步放宽对逃人的禁令并最终裁撤督捕衙门。统一台湾后,又及时解除迁海令。此外,他还采取了一系列与民休息的政策,上谕中常用“安民”、“安静”、“宽民”、“宽大”、“不扰”等语表述他的与民休息的政策思想。在这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所谓与民休息,从主体上说,就是使广大汉族地区的居民。有一个养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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