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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政局与皇甫谧之废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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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3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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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好《诗》、《书》”。分别为皇甫规和皇甫嵩所器重交好的敦煌张奂与北地傅燮等人，均有治今文经学之背景。张奂在今文经方面造诣颇深，且有所撰述创新，“少游三辅，师事太尉朱宠，学欧阳《尚书》。初，牟氏《章句》浮辞繁多，有四十五馀言，奂减为九万言。”后为宦官陷害，禁锢归田里，“闭门不出，养徒千人，著《尚书记难》三十馀万言。”[10]傅燮为忠烈节义之士，在皇甫嵩为左中郎将讨张角时，出任其护军司马。史载其学渊源乃“少师事太尉刘宽，再举孝廉。”[11]）按刘宽为弘农华阴人，《后汉书》卷二五《刘宽传》李注引《谢承书》称：“宽少学欧阳《尚书》，京氏《易》，尤明《韩诗外传》。星官、风角[12]、算历，皆究极师法，称为通儒。未尝与人争势利也。”由此可推测，安定皇甫氏家世所治之《易》、《书》、《诗》诸经，其家法亦不会与张、傅二人之师承渊源相去太远。不过从皇甫规、张奂等人本“有兵略”，多有文章著述传世[13]，张氏又有治文字之学之家风等情形来看，其学亦已经是掺杂今古，由经学而入小学乃至诸子之学了。这当然是由时代之大背景使然。
由于得汉学之深厚影响，加之民风敦厚朴讷，凉州学者在思想学术方面往往恪守正统儒学文化本位，当汉末新学风兴起之后，此地区仍保有浓郁的汉代旧学风气，存重节义，不染浮华，与中原地区士人的某些时尚风习保持着相当大的距离。在此方面，安定王符之学或许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例证。从《潜夫论》中《务本》、《遏利》、《论荣》、《考绩》诸篇文字对当时政风、士风与学风的深入批评，不难看出，厚笃务实不喜交游的西州士人，已经看到了正统经学与名教统治衰落后，社会思想文化领域所发生的名实相离变化，因此站在传统的立场上，主张务本清源，而对当时许多士人不修本实，背弃儒学道德根本，以浮名交游进趋于世的行为深以为病。并非偶然的是，王符与安定皇甫氏之间，本亦因思想情感的投合而颇有交往。《后汉书》卷四九《王符传》载皇甫规解官归安定，有乡人得太守者来谒，规卧而不迎，后“白王符在门，规素闻符名，乃惊遽而起，衣不及带，屣履出迎，援符手而还，与同坐，极欢。时人为之语曰：‘徒见二千石，不如一逢掖。’言书生道义之为贵也。”此后在皇甫氏后人如皇甫嵩、谧等的许多思想主张及个性为人中，屡可以发现来自王符的影响。特别是皇甫谧的许多观念，如元气论之宇宙观及上古史观[14]、士以道贵，重贤尚能之政治思想[15]、“不好戏弄”的生活态度[16]，乃至于《针灸甲乙经》中视精通医道为忠孝之性、济拯之心的具体体现[17]、《笃终》中俭殓薄葬之后事安排[18]等等，均可见《潜夫论》中思想之痕迹。而玄晏先生守高尚之志，不肯“修名广交”，潜隐不仕之人生选择，也未必没有潜夫先生穷居著书，以处士终老之人生经历之影子。只是王符在后汉之世，尚能于“志意蕴愤”之际，放言“讥当时得失，……指讦时短，讨讁物情”[19]，而皇甫谧在魏晋间，却只能作《帝王世纪》、《高士传》、《列女传》，将自己对于时事的批判，寓于对上古帝王、前代之隐士奇女的感叹怀想之中。
由此而观皇甫谧之思想，总体上当仍属汉代旧学范围，而与汉末之新学有别。但由于时代等诸多因素，其思想中又具有一种与王符相类似的新旧杂陈，似旧还新的特点（[20]）。亦可以说，西州地区乃至皇甫谧本人，并非完全没有受至汉末以来新学风之影响[21]。尤其皇甫谧，在思想学术方面，较之其祖辈，已经是更加多元。而其有变于汉代旧学最不能忽视的一个因素，应是他少时出继叔父，迁居新安一事。
按新安魏时属弘农郡，（晋以后改隶河东）地处谷洛二水之北，黄河以南，为汉魏新学风影响所及之区。皇甫谧在这一带的居止行迹，根据现有史料，唯知其曾一度隐居女几山，《晋书》卷八六《张轨传》载张轨“与同郡皇甫谧善，隐于宜阳女几山”[22]。宜阳新安毗邻，同属弘农，后者在前者以南约三十里许，曾为魏洛阳典农都尉治所。新安一带洛水穿流，林竹茂密，多山水之胜，又邻近渑池二崤，形势险阻[23]，为“控扼之要地”[24]且与洛阳相隔不远，易通消息，在魏晋间地理位置殊不寻常，颇类当时位于黄河以北，太行南麓的河内山阳地区。一些在魏末政局中地位重要的官僚名士，其活动与此地往往有一定关联。如曾任洛阳典农都尉的丘俭，其起兵前，其子甸为治书侍御史，“私出将家属逃走新安灵山上”，后司马氏派兵，始“别攻下之”[25]。按灵山[26]在新安南，紧邻宜阳，丘甸逃走此地，可知其地势险要。另据《水经注》卷十五《洛水》： &n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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