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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政局与皇甫谧之废疾

时间:2009-7-24 13:55:33  来源:不详
,适寒温,和喜怒者也。是故血和则经脉流行,营复阴阳,筋骨劲强,关节清利矣。卫气和则分肉解利,皮肤调柔,腠理致密矣。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藏不受邪矣。寒温和则六府化谷,风痹不作,经脉通利,肢节得安矣。[54]其论以为人之“风痹不作”,有赖于“血气精神”两大因素,即首先是体质强健,经脉卫气运转正常;其次则是志意和畅,精神健康,魂魄不乱,喜怒有度。相反,“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雨寒暑,阴阳喜怒,饮食居处,大惊卒恐。则血气分离,阴阳破败,经络绝,脉道不通,阴阳相逆,卫气稽留,经脉虚空,血气不次,乃失其常。”[55]而从史籍所载皇甫谧之生活状态来看,他此时恰恰是在体质精神这两大方面,遭遇到相当严重的问题。
  首先就其体质而言,皇甫谧虽出身“高上力气,以射猎为先”[56],弓马娴熟的西州尚武之家,但如王隐《晋书》所言,“谧族从皆累世富贵,独守寒素”[57],其“独守寒素”生活方式和艰苦的生存条件,自然影响到他的体格,使之早已非复祖辈“习兵壮勇”之概。自他在弱冠之年,感激于叔母之规劝而折节读书,努力勤学,以耕读为业,可谓劳其筋骨,苦其心志,从身体到精神备极疲累。其本传载其“就乡人席坦受书,勤力不殆。居贫,躬自稼穑,带经而农。”《世说·文学》注引王隐《晋书》称其读书“遭人而问, 少有宁日”;而《御览》卷八二四引《玄晏春秋》称其苦读之馀,“又好农桑种藏之事, 且养鸡鹜, 园圃之事, 勤不舍力”。《御览》卷五一○引虞般佑《高士传》亦称其“以耕稼为业, 专心好学”。自谓“朴讷不好戏弄”,本传称其“沈静寡欲,……以著述为务”。这种殚精竭力的苦读方式和过于严肃的内向个性,其实颇不利于人的身心健康状况。而他却长期不以为意。本传称他“耽玩典籍,忘寝与食,时人谓之‘书淫’。或有箴其过笃,将损耗精神。”[58]他自己反而认为“余尝恨不能请命于天, 延年累百, 博极群书者也”[59]。《素问·上古天真论》谓男子“四八,筋骨隆盛,肌肉满壮;五八,肾气衰,发堕齿槁”,而皇甫谧长期劳损身心,起居失宜的结果,却使他在三十四、五尚当壮岁之时,体质已相当羸弱。《灵枢》云,“百疾之始期也,必生于风雨寒暑,循毫毛而入腠理”,“肉不坚,腠理疏,则善病风”[60]。而皇甫谧所以受到风寒湿等外邪之侵袭,本中积弱,正气不足,以至腠理不实,卫气失常,自是一不可忽视的因素。
  再就其精神情志因素而言。如古医家所论,风痹外邪之侵入经脉,久而不去,则依其所合,“内舍五藏六府”[61]。而脏腑能为外邪所客,必有五藏之气先伤于内。“人有五气化五藏,以生喜怒悲忧恐。故喜怒伤气,寒暑伤形”[62];又言:“风寒伤形,忧恐忿怒伤气。气伤藏,乃病藏;寒应形,乃应形,……此形气外内之相应也。”[63]情志内发,先伤五藏之气,而后“六淫”等外邪始得由表入里。所谓“愁忧恐惧则伤心。……有所大怒,气上而不下,积于胁下,则伤肝。……阴阳俱感,邪乃得往。”[64]正始之末,不仅政治形势日益紧张,自然界出现的一些天象气象改变,如频繁的星变、星运异常、日月蚀、大风雨等[65],也被人们视为上天对人事失调所作出的神秘儆示,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朝廷政治危机即将爆发的预感和恐惧。皇甫谧谙于天文星象之学[66],有“考天时察人事”之汉学传统,不可能不在意这些天文气候现象,忧惧尤过于他人。《汉晋春秋》所载皇甫谧之梦,即为其恐惧内心相当典型的表露。而此梦之发生,甚至有可能为罹患风痹之早期表现,正合于《灵枢》所言:
   正邪从外袭内,而未有定舍,反淫于藏,不得定处,与营卫俱行,而与魂魄飞扬,使人卧不得安而喜梦。[67]古医家常以梦境为体内脏腑疾患之表象,谧之所梦内容,虽尚不能与某种特定的病理症状相联系,但两者间存在关联,应是可以肯定的。又《素问·血气形志》称:“形数惊恐,经络不通,病生于不仁”。而其原因便是“惊则心无所倚,神无所归,虑无所定,故气乱矣。劳则喘息汗出,外内皆越,故气耗矣。思则心有所存,神有所归,正气留而不行,故气结矣”[68],更直接指明形体多劳与心志恐惧忧思乃是促成风痹发生之双重原因。[69]
  除此二者之外,当时之气候条件加上其生活的环境亦有可能是令皇甫谧罹患风痹的另一层重要原因。按竺可桢等学者之研究,中国古代气候,从东汉时起,有趋于寒冷之趋势,直到隋代(公元600年左右),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寒冷时期。而寒冷之气候,在“第三世纪后半叶,特别是公元280-289年的十年间达到顶点,……那时年平均温度大约比现在低1-2℃。”[70]这一时期,太阳黑子的活动较为频繁,而在我国古代,凡太阳黑子活动记录多的世纪,也是严冬较多的世纪。[71]由于太阳活动对大气层对流层气流运动的振荡影响导致冷暖干湿气团活动的增强,在这些时期往往相应出现剧烈的天气变动,多发疾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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