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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政局与皇甫谧之废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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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3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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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 臧荣绪《晋书》称，孙登尝经宜阳山，作炭人见之，与语，登不应。作炭者觉其情神非常，咸共传说。太祖闻之，使阮籍往观，与语，亦不应。籍因大啸。登笑曰：复作向声。又为啸。求与俱出，登不肯，籍因别去。登上峰，行且啸，如箫韶笙簧之音，声振山谷。籍怪而问作炭人，作炭人曰：故是向人声。籍更求之，不知所止，推问久之，乃知姓名。此说亦见于王隐《晋书》[27]，后东晋孙绰作《高士传》，认为孙登所经之山为苏门山，但从阮籍曾作《宜阳记》，对此地的山川形胜物产显得相当熟谙的情形来看，或当以宜阳山为是[28]。
皇甫谧从安定迁往新安的时间，史无明书，参照相关史事，或可推算。曹魏中期之安定，由于魏蜀争夺陇右战略要地，加之邻近之匈奴氐羌族势力之侵扰，一直战乱不绝。明帝太和二年，诸葛亮出祁山，天水、南安、安定皆叛应。以后连年出兵，在这一带形成拉锯局面。到青龙元年秋末，还有安定保塞匈奴大人胡薄居姿职等的叛乱[29]。太和二年皇甫谧十四岁，估计他就在此时徙离原籍，其入居新安，大致应在志学之年前后。其后由于有机会了解接触名流，一定程度上受汉魏新学熏染，是十分自然的事。因此之故，他与魏晋清谈名士，思想深处并非侔不相通。其隐逸不仕的思想与实践，不完全和嵇阮等竹林之游的宗旨追求相同，但在某些层面，也不乏契合之处。他在《释劝》等文中表现出的尊士重道之观念，驳文立上表朝廷谓“命士有贽为烦，请绝其礼币”之议论，与阮籍“布衣韦带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礼下之者，为道存也”[30]之言及嵇康《太师箴》对“大道沉沦”之后君主专制，“凭尊恃势，不友不师。宰割天下，以奉其私”的抨击，出发点或有不同，但立场相当接近。尤其他作《释劝》之时间，大体上也正是嵇阮等人借自然放达之举，对司马氏作消极反抗之时，类似之思想态度，相同之历史场景，清楚地说明，他与嵇阮等人之间的某种精神联系。
皇甫谧的思想特点，决定了他颇为微妙的政治倾向。在当日复杂的政局中，皇甫谧由于在思想上与正始玄风有较大差异，对名士浮华清谈之习也距离甚远，从各个方面来看，显非曹魏集团中人。这或许也是司马氏一再拉拢，极力征辟其入仕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实际上，他对以司马氏为代表的东汉以来河北大族集团并不认同，在曹马之争中，也并无支持司马氏集团的倾向。
从历史上看，皇甫氏这种僻处一方的西州著姓（相当于地方豪族）和号“天下名贤”，诗礼传家的中原名族之间，在许多方面素来存在隔阂。皇甫谧高叔祖皇甫规，在汉末之党人运动中，虽然在感情倾向于朝中反对宦官外戚之清流士大夫，（因为受到当时黑暗朝政影响的，自然也包括他们那一批以实实在在之军功来博取功名的武将）可是由于他的身份，大约还有另一些原因，史书说他“虽为名将，素誉不高”，并不为党人所接纳，他“以西州豪杰，耻不得豫”，竟不得不上表自请坐党人之罪。[31]这种“西州豪杰”与“天下名贤”之隔，既有家世门第高下的因素，也有东汉以来黄河上游地区士人与黄河中下游地区士人在个性为人治学立身风气等方面多有差异的缘故。《后汉书·王符传》称“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途者更相荐引，而符独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进”。而从《潜夫论》中对俗士“多务交游而结党助”[32]之尖锐批评，到后来皇甫谧在处世上不肯“修名广交”以“崇接世利”[33]，尤可从一个侧面看到西州之士与中原新派士人观念价值之不同。如唐长孺先生所指出，汉末以袁氏为代表的河北大族集团[34]，有尚名之习，“所以在袁氏统治下的冀州朋党标榜之风盛行，曹操得冀州后就下令禁止‘阿党比周’，说冀州俗‘父子异部，更相毁誉’。而且这种用人态度又必然与大族横行相关”[35]。
除了在地域、家世门第方面并不属于与冀州人士为主体的司马氏河北大族集团的因素，皇甫谧之难以认同司马氏集团，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在儒学大义这一根本问题上。安定皇甫氏自汉以来，即守公忠仁厚之儒学家风，《后汉书·皇甫嵩传》载嵩在汉末“夙夜在公，心不忘忠”，又“爱慎尽勤”，“折节下士”，为人作派迥异于董卓等凉州军阀。相形之下，司马氏虽号诗礼传家，却非纯儒，刚狠冷酷，阴鸷好杀，“外宽而内忌，猜忌多权变”[36]。其所奉儒，乃“术”而非“学”，与皇甫家风全然不同。有此家世传统，且汉学背景深厚的皇甫谧，其政治观念，是看重纲常，谨守君父大节，并用这一观念，去对待、理解魏晋间的朝廷权力之争。固不赞同曹氏之某些思想和政治习尚，更反对司马氏之狼顾狗偷，公然篡位。这一集团不尊君权，野心篡政，恣行废立，甚至公然弑逆的行为，决非他这一类士人所能接受，其情感倾向于“君”是毫无疑问的。其所作《针灸甲乙经·序》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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