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军队的地著与行营的普遍化、制度化

　　府兵制被节度使兵制取代的过程，也是军人的职业化过程。政府出资养兵、军人长期乃至终身驻守于边地，标志着军队彻底摆脱了兵民合一的力役色彩而完全职业化了。但是，军队职业化的同时，士兵也终身化了。为了解决士兵因与其家口分居两地而有往来更番之累，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政府下令，允许甚至鼓励士兵家口随至其驻守处，并给予田地屋宅。这成为节度使兵制最终确立的标志。[2]

　　职业士兵的终身化及其家口的随军，使他们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群体。

　　节度使兵制的形成过程，也是军队驻防体系的形成过程。新的驻防体系至迟在天宝元年（742）最後确立。在这一驻防体系下，各节度使的军事负责范围是大致固定的，其下属的军、镇、守捉的驻扎地点也基本上是固定的。[3]

　　军人的终身化、职业化以及军人家口的随军，加上军队驻防地的大致固定化，使军队出现了地著的倾向。

　　在一定的军事格局之下，军事要地大体上本是固定的；只有当总的军事形势发生变化时，它才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而不可能随时随地都在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史乱前，军队驻防地的大体固定是无可非议的，相反，北宋初年的更戍法反倒造成了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结果，有悖于军队职能的发挥。

　　从节度使兵制确立、边地驻防体系大致固定，直到安史之乱发生，其间军事征讨甚多，不乏越出各自防区而远征的事例，最典型者，即距京师最远的安西、北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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