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的性质，要求它随时接受调遣。安史之乱前的军队，虽也有相对固定的防区，但可随时奉命出界作战；安史乱起，远在千里之外的镇西、北庭及河西等军镇均受命入中原平叛即是显例。但在数年之後，同一支军队却出现军士“久家”某地，不乐调动的情况，说明军队地著的确立，并具有了浓厚的地方色彩。但在制度上得到确立，即完全变成地方军队，则要到实施两税三分之时：军政合一体制建立，使军人驻守之地与行政统领之地合二为一，其军费也由当地供给。

二 食出界粮：军费供给制度的演变

节度使兵制取代府兵制後，其军费完全由中央负责供给，直到安史之乱爆发。

安史乱起，中央一方面调集边地军队入援，一方面又令“诸郡当贼冲者，始置防禦使”，同时还先後派人到东都、泽潞等地组织军队，抗击叛军的南下。从安史乱起到潼关失守，军费供给开始发生局部变化。

中央命当贼冲者置防禦使的命令，主要针对的是河北、河南、河东三道。河北道，颜真卿、杲卿兄弟相继起兵，该地区实际已成为沦陷区，颜氏兄弟等起兵後的一切事务，均由自理，至多不过是假中央之名号而已。河南、河东道的情况则不同。在东都陷落以前，中央曾分别派人到东都和泽潞召募兵马，其军粮供给仍由中央政府控制。东都失守，双方对峙潼关期间，河南道的抵抗已类于河北道，但守卫潼关的军费由中央供给。

但是，至德元载六月，双方举行潼关决战，官军一战而败，玄宗被迫西走，京师失陷。在此危急时刻，又发生了马嵬之变，太子与玄宗分裂。中央对形势处于失控状态，地方对中央情况也一无所知。直到玄宗到普安下达制书并传达到各地，各地才得知中央情况。《通鑑》记载此事说：“先是四方闻潼关失守，莫知上所之，及是制下，始知乘舆所在。”[24] 也就是在这道诏书中，玄宗在已有的节度使之上，把全国分成几个更大的军事统领区域“路”，并提到了军费的供给办法和“路”的节度都使的职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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