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鑑》乾元元年（758）三月“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李嗣业屯河内”，胡三省注云“行营节度使始此”[12]。“行营节度使”之称并不“始此”；《通鑑》在记载高仙芝讨小勃律事时，就明确说过仙芝的职衔：“制以仙芝为行营节度使”。对此，胡三省不会不知。合理的解释是，三省注此条的根据并不是以偶然的事例为准，而是有制度上的依据，即从制度上规定行营设节度使是以此为始的。换言之，高仙芝出征时所称“行营节度使”只是个偶然的事例，是不得援以为例的；而任命李嗣业为“行营节度使”的事例却被规定为“故事”，具有制度的意义，胡三省正是根据这一制度性的规定来作此注的。[13] 因此，乾元元年对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的任命，说明今後只要设立行营，则其长官即为行营节度使。      “行营”设节度使成为一种制度。

起初并非所有离开本军作战的军队都称行营，它有一个普遍化的过程。

郭子仪在河南（南线）经营河北时，《通鑑》乾元元年八月丁巳载，“子仪诣行营”[14]，这是指他返回东都经营河北，“行营”指他在河南所统领的各部。但是年九月九节度使围相州时，除北庭称行营外，只有鲁炅所率者称“淮西、襄阳节度行营”[15]，并非所有军队都称“行营”。[16]

相州之战後，称“诸军各还本镇”[17]。不久，朝廷再次调整防禦格局，“以子仪为东都畿、山南东道、河南诸道行营元帅”，所带职衔中有“行营”，但其它相关的记载中却均无此二字[18]，说明至此各镇军队出征，虽与本镇相对称，但尚未皆称行营。然而不久，李光弼取代郭子仪时，其职衔为“知节度行营事”，已确定了“行营”入衔之制。“行营”入衔之制，标志着行营的设立成为一种制度，即离开本镇作战的军队，都称“行营”；于是，行营的设置得以普遍化。

行营的普遍化和制度化，反映了军队地著的普遍化和制度化。它发生并完成于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并非偶然。安史之乱变起突然，两京不守，朝廷依靠的主要是朔方军，中央政府又与朔方军同处一地，所以无本镇、行营之分。入援的边军，主要是安西、北庭和河西。河西与朔方情况相似，只有安西、北庭因离其本军过远而设行营；其它节度使都是“当贼冲者”[19]，是为保卫当地而设置，当然也无本镇与行营之分。收复两京、叛军退守河北，中央得以主动调整军事部署，这才大量出现了拥有重兵而又不当贼冲的节镇。围攻相州，调集节镇军队北上，才使离开本军作战成为较为普遍的情况，所以在讲到诸军败退时说“诸军各还本镇”，特别点出了“本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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