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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唐代军队的地方化

时间:2009-7-24 13:55:38  来源:不详
在败後防守东都时,从郭子仪的职衔上可以看出,他所统领的军队不再是具体的节度使,而是某一个或几个行政区划范围内的节度使(东都畿、山南东、河南),说明军队“本镇”观念的确立。李光弼代替子仪,主持南线,其职衔是“知节度行营事”。[20] 郭、李职权相同而职衔不同(其间相距时间甚短),说明“行营”制度化、普遍化的确立,正是在此时。

安史之乱以前,各节度使虽也有各自相对固定的驻防区,已有地著倾向,但奉调作战,组建行营尚属特例。而在平定安史之乱中,“行营”得以普遍化和制度化,说明军队由地著倾向变为地著;而当贼冲者所设置的节镇,本身就是当地的军队。此後,军人视地著为常态,多次兵变,均由军队移镇所致。

镇西、北庭行营在安史乱起时,奉命至内地参加平叛。这支军队先後转战多处,是平叛战争中的一支有实力的军队。大暦三年(768),迫于吐蕃压力,朝廷将这支军队由邠州调至泾州,将驻于河中的朔方军调动至邠州,但这两支军队都因此而生事。《通鑑》大暦三年十一月条载:

 

初,四镇、北庭兵远赴中原之难,久羁旅,数迁徙,四镇历汴、虢、凤翔,北庭历怀、绛、鄜然後至邠,颇积劳弊。及徙泾州,众皆怨诽。刀斧兵马使王童之谋作乱,其以辛酉旦警严而发。[21]

 

大暦四年六月辛酉:

 

郭子仪自河中迁于邠州,其精兵皆自随,餘兵使裨将将之,分守河中、灵州。军士久家河中,颇不乐迁徙,往往自邠逃归;行军司马严郢领留府,悉捕得,诛其渠帅,众心乃定。[22]

 

建中元年(780),朝廷欲调驻守于泾州的这支军队至原州,“泾之将士怒曰:‘吾属为国家西门之屏十余年矣。始居邠州,有地著之安,徙屯泾州;披荆榛,立军府,坐席未暖,又投之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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