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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美国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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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5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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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ittfogel)的《辽史》 研究等。这里所贯彻的思想还在于，让美国人了解东方文化是当务之急，推进对于远东 和中国情况的了解。
1928年哈佛燕京学社成立也有同样的历史背景。这个由哈佛大学和燕京大学联合成立的学术机构，一开始就强调中西文化沟通的宗旨。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JohnLeighton Stuart)确定燕京目的，“在将中西学识，熔于一炉，各采其长，以求多获益 处”。(注：《在燕大师生大会上的讲话》，1935年9月24日。)他促成了与哈佛大学联 合办哈佛燕京学社。1928年1月5日所立章程定下的目标是：“进行及提供关于中国文化，以及(或者)亚洲别处，日本，以及(或者)土耳其与欧洲的巴尔干半岛的文化之研究、 讲习、出版活动”。当时，陈垣等中国学者参与了哈佛燕京学社的组建，陈寅恪等学者 都到哈佛大学访问过[10]。由中国和国际汉学界高手组建的哈佛 燕京学社，很快成为国际汉学重镇。
《哈佛亚洲研究》最初的文章，都和中国史料学、中国文献学的研究有关。这都是研究和了解中国的基础工作。如邓嗣禹与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合著的《中国文献选编题解》(1936)、毕乃德《东华录和实录的某些解释》(1939)等。直接和中国史学史研究有关的论文，主要有萨金特(Clyde B.Sargent)《资治史学：班固和前汉历史记录》(1944)、姚善玉《＜图书集成＞和＜清史稿＞中关于水和龙的数据》(1944)、伯儒(RheaC.Blue)《汉、魏、隋史：食货志的争辩》(1948)等。从篇幅看，这些都是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的重头文章。是时，哈佛大学研究中国史学史的好手还有杨联陞。他也是当时很有影响的学者，杨联陞撰写了多篇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学术论文。如《中国传统的编史工作》(1938)、《二十四史称呼之理论》(1947)、《古代中国历史研究之发展》(1952)等。杨联陞的著作，具体介绍了中国历史学，他是继洪业之后，又一位对中国史学史研究有很深造诣的学者。
当时燕京培养的著名学者有毕乃德、邓嗣禹、费正清、拉铁摩尔(Owen J.Lattimore)、卜德(Derk Bodde)等，他们后来都成了著名汉学家。有趣的是，二次大战中崛起的哈佛汉学家，很快成为美国现代中国学的重要奠基者。二战前后美国的对华政策有其必然的连贯性，中国在远东重要的战略地位决定了他们要重新审视其所有的对华关系。了解中国成了中美关系建设的基础和前提。所谓的区域研究和现代中国学，就是这样的情况下被提出来的。费正清是积极的创导者、奠基者、实践者。这里所提的区域研究，包括对当时苏联、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的研究，是更专门的、跨学科的、对特定地理区域的研究。1946年哈佛大学还成立了国际与区域研究委员会。而“现代中国学”，是相对欧洲“汉学”而言。费正清倾注一生精力，投身区域研究和现代中国学建设。[11]费正清从对清朝的研究入手，开始其对现代美国中国学的思考和建设。他相信对清代文献的研究 ，是清史研究的必要和必须的基础建设。1946年，费正清回到哈佛设立中国问题研讨班 ，邀请邓嗣禹、孙任以都、房兆楹等几位学者帮助整理清代史料。[12])正是对中国文献学、史料学乃至史学史研究的扎实工作，奠定了费正清现代 中国学的基础，也促进了美国对中国文献学、中国史料学和中国史学史的研究。
美国对中国史学研究，还出现一个新特点，就是关注当代中国史学的研究，注意中国 史学发展最新动态。这些论文主要有：芮沃寿的《北京的汉学：1941-1945》(1947)、 邓嗣禹的《最近50年中国史学》(1949)、里昂的(Bayard Lyon)《评＜当代中国史学＞》( 1950)等。芮沃寿的这篇文章十分重要，虽然只写了5年汉学，但内容非常丰富，为后人留下了一段珍贵史料。邓嗣禹的论文，对中国20世纪初50年史学的介绍相当全面。他还 追溯了中国史学的起源。邓嗣禹指出，中国史学有辉煌的过去，其质量和数量，只有欧 洲现代史学可以相匹。其它国家如印度等的哲学、科学和艺术或可称道，但若提史学，没有一个可以声称具有和中国一样悠久、光荣的编纂传统。他强调西方学者应该知道和了解中国史学。里昂的文章，就是评顾颉刚的《当代中国史学》。里昂认为美国学者对中国很不了解，如果他们早看到中国的这些著作，就不会犯那么多的错误了。[13]不过按照当时欧美汉学的 严格界定，这些对当代中国研究的文章已不在汉学范畴之内。但恰恰这些文章，诚如里 昂所言，对西方了解中国有重要作用。20年代末到50年代初，美国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 有很大的发展，研究者相对集中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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