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有不测风云。“机会”不是没有，但充满了戏剧性。几个月后，其芳所长率领本所大队人马赴安徽“四清”。一年后他们打道回府，我则跟着剩下的人马去了江西。1966年5月底6月初，学部“四清”工作队突然接到北京的特急电报，命令我们全体“速回”。6月3日晚我们回到北京，翌日上午就参加学部领导召开的全体大会，结果造反派突然上台抢过话筒揭发院领导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学部领导包括何其芳在内的八位党组成员一下子变成批判对象。尽管揭发者的调门很高，情绪也很激烈，但何所长显然还没有意识到形势的严峻性，有时挺着肚子在台上优哉游哉地走上走下。他更没有想到，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文学所的“革命群众”就一反常态，把他揪到大饭厅，让他站到凳子上去，给他戴上高帽子，全身挂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白条子。他却完全被眼前这荒谬的现实弄糊涂了，像一个被耍的小孩子那样，一个劲地发问：“你……你们怎么能这样！直到今天我还是文学所党小组的组长呢！……”这时的何其芳，让我们领教了他延安时期的“书生气”的新版。我那时对形势也摸不着头脑，在这样的“群众专政”气氛下，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像个弱智小孩似的任人摆布，任人耍弄，想笑笑不出，想哭哭不出，只让眼泪往肚子里流……

    这以后再见到他时已经是五年后的事了！那是1971年在河南[注: 河南，简称“豫”，省会是郑州。位于我国中部偏东、黄河中下游，处在东经110°21′ ～116°39′，北纬31°23′～36°22′之间，东西长约580公里，南北长约550公里。]学部“五七干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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