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干校搞了个“文工团”，我被调到那里去“唱歌”。但几个爱表演的团员想演戏，让我写一出反映干校“先进事迹”的剧本。那时听说文学所“连队”何其芳对养猪很投入，颇有感受。我心中暗喜：正可借“收集素材”之名去看看这位我一向敬仰而今仍然同情的落魄者。那时正值春夏之交，其芳先生穿着一件浅灰色的旧中山装，腰间系一条长长的、污迹斑斑的蓝布围裙。身体本来就有点胖，走动起来肚子一颠一颠的，我不禁扑哧一笑。他立刻扭头来好奇地问：“你笑什么？”“我看见一只刚填饱肚子的鸭子在走动。”他立刻搜寻起来：“鸭子在哪里？鸭子在哪里？”我说：“就在眼前！”他先是嗔怪，而后开心地笑了：“哈，你怎么把我比鸭子呢，难道我不像猪倌？来来来，我领你看看我的‘部队’吧！”他把我领到他的猪圈前，“啰啰啰啰啰！”一阵呼叫后，只见六七头圆滚滚的肥猪，白里透红，一起跑向前来，站定后一个个昂着头。“人们总喜欢说蠢猪蠢猪，其实猪并不蠢，它能看出你的眼神，你的脸色，能明白你的情绪，还能听懂你的话语，可见哺乳动物也是有灵性的哩……”“怪不得小时候常看见母亲当人家把她养的猪抬去卖时，她一直含着泪目送她的猪被抬出村口为止。”我插进去说。“就是嘛！现在你若把我的猪抬走，我也是要流眼泪的嘛！”回到原来的地方坐下后，他仍一发不可收，继续津津乐道他的养猪体验，说：“这就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道理。这一年多来我亲手养了猪，与这些生命朝夕相处，才能体察得出这些生命的喜怒哀乐，也才能体会得到包括你母亲在内的千千万万劳动妇女对自己劳动果实的珍爱。现在可以说——”他摇头摆尾地朗诵起来：“猪喜我亦喜，猪忧我亦忧。”接着是一串爽朗的笑声，一种返老还童似的天真。
1972年盛夏，学部干校全体撤回北京。我立刻恢复了昔日逛旧书店的嗜好。一天在西单商场附近的“中国书店”与何其芳先生不期而遇，相见甚欢。
我发现一部四卷本的《基督山伯爵》，便捧在手里，准备最后去付款。他见到后乐呵呵地问：“你有收获了？”我顺手把书递给他。他一看，像见到一条臭鱼似的把书一推，带着一种鄙夷的口气说：“你怎么会对这种书感兴趣？”我大感意外，辩解说：“现在不是街头巷尾都在热议这部书吗？”他不以为然地反驳说：“那都是不懂文学的人在赶热闹！这样的书就是为了满足那些人的消遣需要而写的。”我听了像受到一种醒脑的点拨，赶紧把书放了回去。等我回来他又接着说：“你是专业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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