袄教又称拜火教、火教、火祆教，它为前6世纪波斯人琐罗亚斯德所创，因而又名琐罗亚斯德教。祆教宣扬善恶二元论，认为火、光明、洁净、创造、生命是善端；黑暗、恶浊、不净、破坏、死亡是恶端。善端的最高神称做阿胡拉。玛兹达，即智慧或主宰之神；恶端的最高神是安格拉。曼纽，即凶神。祆教认为世界上善与恶一直斗争着，最终的结局将是善战胜恶；人类在这场斗争中，有权选择自己的立场，即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这也可以说是袄教不同于其他宗教宣扬天定或前世的一个地方。祆教奉做斯古经》(即《阿维斯塔》)为经典，认为火是光明、善的代表，是玛兹达的象征，教徒必须崇拜火、崇拜天上表示光明的日月星辰。因其拜火，我国称之为拜火教；因其拜天，又称之为“胡天”。

    祆教至少在三国之初，就因来自西域的佛教徒的介绍而为我国所知。从东晋十六国时期开始，由西域的高昌经河西走廊传至北方，再由北方传至江南，至唐代发展到鼎盛阶段。2000年在西安市北郊发现了一座罕见的北周大型墓葬。墓主人安伽，祖籍中亚的安国，粟特人，生前任北周的“同州萨保”。同州即今陕西大荔。萨保是官名，为梵语音译，其本义是商队队长。萨保的主要职掌是管理波斯商人和主持祆教祭祀。安伽墓是首次发现的萨保墓，与祆教直接有关，墓内的石雕图案具有典型的祆教特征，是研究祆教的珍贵资料①。袄教流行时期，不仅繁荣了唐代宗教、文学、美术和音乐等意识形态领域，而且影响到农民起义。如唐永徽(650～655年)初年在浙江西部爆发的陈硕真起义，就是以祆教为号召发动起来的。

    唐武宗会昌(840～845年)灭佛，祆教徒也被迫还俗，但后来又得到恢复。时至北宋末年，开封城北仍有祆祠，而且有祠祝主持其事。

古代中国称基督教为“景教”。实际上，该名是对基督教东方教会聂斯托利派的称谓。该派于5世纪形成于东罗马帝国，431年被斥为异端，聂斯托利及其追随者被驱逐出境，流亡波斯等地。在波斯得到波斯国王的支持，遂成立教会，致力于向东方传教。因此，中国史籍又称景教为“大秦教”或“波斯教”。7世纪时，聂斯托利派在中亚和中国已有相当大的影响，它在传人中国后不久自称景教。据称，景教之“景”，即取耶稣基督“世界之光”之义。在唐武宗灭佛之前，景教在中原地区有很大发展，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就是该教当时流行的一个极好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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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郊北周安伽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6期。

    世界考古发现史上有“四大石碑”最富盛名。它们是：埃及的罗塞塔线形文希腊文双语石碑，西亚死海东岸摩押的希伯来文碑刻，中美洲阿兹台克文化的授时碑及中国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无论是保存状况还是学术价值，景教碑都是无可比拟的，因而拥有“众碑之魁”的美称①。这方世界上著名的石碑约在明朝天启年间出土于陕西周至县。碑体为黑色石灰岩，高2．8米，宽O．85米，重达2吨。此碑立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碑文用汉文和叙利亚文合刻，碑额题“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其上正中刻有一“十”字。景教碑的问世首次揭示了基督教在唐朝传播近150年不见经传的历史，震惊了国际学术界和宗教界。此碑出土后立即受到当时耶稣会教士的重视，将碑文译成了拉丁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德文和英文等。

    该碑不仅是古代世界人类文化的珍贵遗产，同时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碑文介绍了景教的基本教义和传人中原后承蒙唐太宗之后六位皇帝的厚爱，在唐朝传教近150年的历史和建碑年月、碑文作者及景教教徒名单。碑文除引经据典吸收了大量儒家、道家等中国传统文化外，还借用众多佛教梵文术语，反映了印度人的思想智慧。此外，西亚的叙利亚文、波斯文词汇也融人其中，其内容更是体现西亚、欧洲基督教文化的精华。所以，景教碑被称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丰碑。

    犹太教向欧洲发展的历史有比较清楚的记载，但向东方各国，尤其是向中国流传的情况却不十分清楚。20世纪初叶以来，中亚及毗邻地区一系列考古发现，尤其是敦煌文书的问世，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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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

敦煌文书中有一份用希伯来文写的忏悔祈祷文，内容大都摘自《旧约·圣歌》。这就从实物证明，犹太教在8世纪左右流行于敦煌。中国西部地区另一件犹太遗物是在新疆和田地区沙漠深处的丹丹乌里克遗址发现的。这是一封用希伯来文写的波斯语书信，其年代约在718年左右。10世纪中叶阿拉伯诗人米撒儿曾访问过于阗，并在他的名著《出使记》中介绍于阗六城之一的坎城说：“城内有穆斯林、犹太教徒、基督教徒、火祆教徒及佛教徒。”由此可知，迟至10世纪中叶，仍有犹太人在于阗生活。犹太人进人中国内地定居下来且留下显著踪迹的，当属宋代人华的开封犹太人。人元以后，记载有犹太人居住的地方还有北京、杭州、宁波、南京、扬州、泉州和宁夏等地。

  根据在开封发现的犹太教《重建清真寺记》等碑记，进入开封的犹太人可能不止一批，但主要的一批是从中亚地区迁徙而来的。进入时代当在北宋。他们的宗教自称为“一赐乐业”(即“以色列”的另一译法)、古教、回回古教、天教、天竺教，也被称为挑筋教、教经教、犹太教等。在开封定居的犹太人严格遵守犹太教的教律，但也吸收了中国文化(如尊孔祭祖)，特别是采用了汉姓。他们中间原来多是商人、工匠，明末清初已出现贡士、进士。直到19世纪中叶，最后一个“掌教”去世，其寺院毁坏殆尽，才逐渐与回族、汉族相融合。而他们留存的文物与文献则一直受到宗教界和学术界的注目。其中的希伯来文经卷写在羊皮之上，其内容与西方流传的古本经卷是完全一致的。

    中国史籍称阿拉伯为“大食”。这是古代波斯、粟特和于阗等伊朗语系民族对阿拉伯人的称谓。早在穆罕默德(570—632年)时代，阿拉伯人即知东方有个中国。这位伊斯兰教的创始人曾有圣训曰：“即便学问远在中国，也当往而求之。”不过，最早到达中国的阿拉伯人不是传教士而是商人。大食与中国之间的交往最初是由民间贸易开始的。

    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取得胜利后，迅速向四周扩张，从唐高宗时期开始与中国交往。目前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阿拉伯文物属于这个时期。唐代最重要的大食文物发现于陕西扶风法门寺。1987年，法门寺地宫宝藏埋没1000多年后再现人世，共发现金银器、琉璃器、丝织品和瓷器400余件。其中的枫叶纹直口琉璃碟、枫叶团花纹翻口沿蓝琉璃盘、贴花盘口黄琉璃瓶等，均是具有鲜明西亚风格的玻璃器皿。这些玻璃制品一改萨珊波斯和拜占庭以人物和动物为主题的艺术传统，代之以简洁的植物花纹和几何形图案，反映了伊斯兰教文化不崇拜偶像的文化特征。

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日益发展，大批阿拉伯商人涌人广州、泉州和扬州等港口城市。唐朝政府在上述阿拉伯人聚集地设立“蕃坊”，任命官吏进行管理。大食商人苏来曼在851年写的一部《印度和中国见闻录》对唐代广州的蕃坊有详细的介绍。他说：“各地回教商贾多聚广府，中国皇帝因任命回教判官一人，依回教风俗，治理回民。判官每周必有数日与回民共同祈祷，朗读先圣训诫”。这是伊斯兰教流行中国的最早纪录。但他又补充说：“中国、印度至是时，仍无一人信回教。”目前考古界仍未发现中国沿海城市唐代的伊斯兰文物。中国境内最早的清真寺是福建泉州的圣友寺。据寺内阿拉伯文碑刻，该寺始建于回历400年(公元1009～1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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