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具有双向性，而不是单相传播。这种双向的交流，即中华文明的外传与异域文明的内徙，丰富和发展了双方的文化，构成了世界文化发展史上的积极因素。第二，中华文明在中外文化交流中表现出开放性和包容性，接受外来文明和传播中华文明往往都是通过贸易或僧侣等和平进行的，这和早期基督教、早期伊斯兰教一度曾用“剑与火”来传播各自的文明截然不同。同时，
中华文明以其源远流长的优越性顽强地延续不断，亦从未为外来文明所征服。第三，就中华民族主流意识而言，无论是对中华文明的传出，还是对异质文明的导人，一般未见有强烈的保守和排外倾向。中外文化交流的展开，中华文明在不断吸收和消化异质文明的过程中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这正是中华文明具有极大生命力的一个重要表现。第四，中国历代王朝的对外政策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主要取决于当时的国力国势和国内社会矛盾状况，对外交往的国际背景，以及最高统治集团(往往以君主为代表)的文化心理状态。对外政策的开放程度往往与中外文化交流的程度成正比。在中国历史上，有的王朝最高统治集团的对外政策是保守的、闭关锁国的，这就在某些时期限制了中华文明的充实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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