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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

时间:2009-8-8 16:49:38  来源:不详
兽面青铜铺首等汉代遗物。还发现环首铁刀、穿孔铁斧和青铜带扣等南西伯利亚早期铁器时代典型的塔施提克文化的遗物(年代为前1~5世纪,该文化的主人被认为是丁零人和坚昆人的混合)。据汉文史料记载,公元前后这一地区为匈奴人活动区域。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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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鲁金科:《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

②  冈崎敬:《(增补)东西交涉的考古学》,(日本)平繁社1980年版。

 

者推测此宫是前99年李陵降匈奴后的宅邸,还有学者论证其可能是王昭君的长女须卜居次云的居所①。

    到了魏晋~隋唐时期,阿尔泰山北部叶尼塞河流域的米努辛斯克盆地成为黠戛斯人的活动中心。这一时期该地区同中国的联系更加密切,曾出土许多中国式犁铧,部分犁铧上有汉字铭文,说明中国的犁耕技术对遥远的南西伯利亚存在着巨大的影响力。反过来,黠戛斯铁匠制作的铁兵器由于极其锋利,可以刺穿犀牛皮而被收藏在唐代中国的武库中。

    (3)贝加尔湖地区

贝加尔湖在我国史书上通常称之为“北海”,汉代苏武出使匈奴被拘,罚其在北海牧羊,便是在贝加尔湖畔。其实,中原地区同贝加尔湖地区的交往早在汉代以前。在外贝加尔地区森林草原地带的青铜时代至早铁器时代流行一种带鹿石的石板墓,其时代约为前2000年下半叶至前2世纪。墓中随葬青铜器、金银器、玉石珠子、贝、骨器、陶器等。墓中的人骨有明显的蒙古人种特征,对其族属有古突厥、古蒙古、古匈奴等不同见解。青铜器的形制、纹饰以及鹿石上的图形,表现出与南西伯利亚卡拉苏克文化、塔加尔文化及中国内蒙古长城地带青铜时代至早铁器时代文化有多方面的共性。墓中出土的陶鬲,是中原文化所独有的陶器类型,反映了早在商周时期,这里已经同中国华北和东北地区有着很密切的文化联系。远在中原以北数千公里的贝加尔湖地区出土了陶鬲,足以说明两地之间文化交往的紧密程度。到了汉代,在贝加尔湖南边的古墓中还出土了汉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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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吉谢列夫:《南西伯利亚古代史》下册,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1年。

 

    (4)朝鲜半岛

    朝鲜半岛的青铜时代和早铁器时代的年代大体在前10世纪至公元前后。这一时期的朝鲜半岛有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同时与周围地区存在着密切的文化联系。在朝鲜北部各地,曾发现中国战国时代燕国的货币一一明刀钱,并有战国式的青铜兵器和铁器等与之共存。到了朝鲜三国时代,即高句丽、百济和新罗并存的时代(313~668年),佛教从中国传到朝鲜,与此同时,中原的文化也传人朝鲜半岛。如高句丽墓葬中有些绘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图以表示方向;新罗国墓葬中出土的青铜鼎、镳斗和漆器来自中国,青铜壶杅是高句丽的制品,玻璃杯则可能来自西亚,反映了新罗与其他地区的交往。

    新罗灭百济、高句丽后,以今庆尚北道的庆州为都城,开始了朝鲜半岛统一时代。庆州城的规划以宫城月城为中心,采取纵横交错如棋盘状的条坊制,有的地方还残存着里坊的围墙。这种整齐的规划制度,同中国隋大兴城、唐长安城遗址和日本平城京遗址颇为相似,城内出土的莲纹瓦当也和唐朝的相差无几,说明新罗王朝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之深①。

    (5)日本列岛

日本列岛的稻作文化、骑马文明均来自东亚大陆。进入历史时期以后,同大陆的交往更加频繁。魏晋时期,日本列岛上诸国之一的“倭国”就曾遣使人贡。隋唐时期更是频繁地派遣“遣隋使”、“遣唐使”来中国进行交往。日本民族以“拿来主义”的精神,对于中华文明的政治制度、伦理道德、语言文字、生产技术以及各种物产全面吸收,使古代的日本成为当时汉文化圈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反映中日交往的文物古迹在日本列岛出土很多。初创时期较有代表性的为三角缘神兽镜、“汉委奴国王”金印;隋唐时期有平城京、正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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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

 

    三角缘神兽镜是日本古坟时代前期在古坟中出土的一种铜镜,其缘部隆起甚高,断面呈三角形,镜背花纹是东王公、西王母等神像和龙虎等兽形,三角缘神兽镜即以此而得名。镜上的铭文有两种,一种是在若干方格内重复地置“天王日月”四字;另一种文句较长,如“吾作明镜,幽炼三刚,铜出徐州,师出洛阳……”等。从形制、花纹和铭文等看,三角缘神兽镜具有中国镜的基本特征,所以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由中国输入的,制作年代约在汉末、魏晋之际,个别的镜在铭文中还有魏的纪年。对这些铜镜,部分学者认为是当时中国魏国的统治者赠送给日本邪(音雅)马台国女王卑弥呼及其继承者的;部分学者则认为三角缘神兽镜具有中国三国时代吴镜的因素,应为东渡的吴国工匠在日本所作。目前,三角缘神兽镜作为中国同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有明确国名国家交往的产物,不仅为日本考古学界所重视,而且在日本古代史研究方面也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汉委奴国王金印是中国东汉光武帝赠送给日本“委奴国王”的金印。1784年出土于日本福冈县,现藏福冈市美术馆。此印可同中国史书记载相应证,对研究日本古代史和古代中日两国关系史有极大意义。该印印面正方形,印台上附蛇形钮,通体高约2.2厘米,重108克。印文“汉委奴國王”五字,隶书,阴刻。中国汉代称日本为“倭”,印文中的“委”字为“倭”字的简略。据考证,奴国在今九州北部福冈县境内。史料记载,建武中元二年(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帝赐以印绶,可见该印即为汉光武帝赐给倭奴国国王之印。

    到了奈良时代,日本采取了全面吸收唐代中国文明的方针,从法律制度到建筑形制都留有这种印迹。其中最为典型的当数都城平城京的形制布局。平城京东西约5.9公里,南北约4.8公里,形制主要仿唐长安城,同时也受洛阳城的影响。全城平面呈长方形,宫城在北部中央。朱雀大路纵贯南北,将全城分为东西两半,分别称左京和右京,两京各有许多东西向和南北向大路交叉划分为南北9条,东西4坊。和日本历代都城一样,平城京周围不设城墙。南面正中设象征性的罗城门,是都城的正门。和唐长安城一样,平城京内也设有东市西市作为国家级的交易场所。在东市附近发现了大量日本产的陶器和中国产的青瓷器,反映了当时日本对中国青瓷巨大的需求量。

    正仓院是日本奈良时代的仓库。今在奈良市东大寺大佛殿的西北面。原为奈良时代东大寺的正仓所在之院,故名。正仓,又称正藏,是当时佛寺用以储藏各地作为租税缴纳的财物及信徒们的捐献品之处。东大寺正仓院是同时代正仓院中仅存的一座,它之所以受到重视,是由于收藏着奈良时代圣武天皇的遗物和其他重要遗物。正仓院所藏文物年代明确,其中还有许多是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所制,对研究当时日本、中国和亚洲各地的历史、文化具有重大价值。

    总起来看,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可归纳为以下四个特点:第一,中外文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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