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传》曰：“立者何？立者不宜立者也。其称人何？众立之辞也。众虽欲立之，其立之则非也。”《谷梁传》曰：“立者不宜立者也，晋之名恶也，其称人以立之，何也？得众也，得众则是贤也。《春秋》之义，诸侯与正而不与贤也。”俞樾详引其文，且谓“公、谷之说，得《春秋》之义矣。”他强调：“上古之义，非可施於后世。……若以上古之义复施於后世，大乱之道也。”且谓“《春秋》特书卫人立晋，以明上无天子，下无方伯，自相推奉，为大乱之道。”他又说：“不问其当立不当立，苟以其得众而遂予之，则天下之乱自此多矣！海外荒远之国，君臣之分未明，或由众人推择，遂为之长，岁食其俸而治其事，若傭焉者，榛榛狉狉，固难与语《春秋》之义也。”（50）可见，在俞樾心目中，尊王重道才是理想社会的标准，“公天下”则是社会未进化、道德水平低下的表现。
以上分析表明，俞樾相当系统地吸收了公羊学的基本思想，并将其运用于对儒家经典的训诂、考释中。不仅如此，俞樾还将“六经”视为一个整体，并把公羊思想看成是贯串儒家经典的基本思想。他说：“夫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为后世法，皆所以治来世也。”（51）这表明，公羊学在一定意义上成了俞樾治经的指导思想。需要指出的是，俞樾对公羊思想并不限于简单的吸收，他还从自己的现实*立场出发，对一些公羊思想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正。在三统说方面，他兼采了董仲舒和《白虎通》中的观点，把二者结合起来。他提出的“三世说”具有浓厚的保守色彩，与通常意义上的公羊“三世说”的内涵有着本质差异。在他看来，世愈进，“夷夏之辨”愈严，中国越是应该断绝与“夷”“狄”的一切往来。这样一种思想与中国近代面对的时代潮流是背道而驰的。不过，俞樾并没有简单地运用这一思想评判近代中外文化相互交流的现实。他把人类社会分为“小九州”时代和“大九州”时代，并认为近代中国正处于“大九州”时代的初级阶段，即“大战国”时期。他说：“今日之天下，乃一大战国也”（52），并指出，在这样一种“大战国”时期，应兼重商务，“通万国之有无”（53）；在文化上，则应相互交流，以便从文化上“化彼为我”（54）。这是俞樾对现实*的矛盾态度在经学上的反映。
（资料来源：《清史研究》2004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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