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樾论及周末大乱的原因时指出：周人兼二代之所有，而增二代之所无，礼乐制度于是大备。虽孔子之圣，不知所以加之，至其末，则举先王之法尽废之而后已。又云：“治不极，乱不生；治之极，乱之端也。”他因此指出：“自尧舜至周文武未远也，而养生送死之具已穷而无可复加，此其所以大乱耶？”（21）有见于此，俞樾认为“孔子将作《春秋》，先修王法。”（22）因作《王制说》，详论《礼记·王制》中的三等爵制、三时田制、建国之制、立学之制以及公田籍而不税之制。认为这些制度与公羊师说“往往符合”。因谓《王制》为孔子所作，而由门弟子私相纂辑而成。他强调：后儒见《王制》“与《周礼》不合而疑之，不知此固素王之法也。”（23）隐五年《公羊传》，何休注云：“礼，天子六师、方伯二师、诸侯一师。”此说与《周礼》不合，学者多致其疑。俞樾则认为，此乃“孔子所定之制，公羊家传之，而何劭公述之者也。”（24）然他又疑其文有阙失，认为当作天子六师、方伯四师、大国诸侯二师、小国诸侯一师。他又释昭五年《公羊传》“然则曷为不言三卿，五亦有中，三亦有中”之文，认为依《春秋》孔子之制，不得有中军，有中军，非《春秋》之法。又云鲁于襄十一年作三军，至此舍之，则无中军。且云舍之之故，认为《春秋》至昭公之初，已入所见之世，有文致太平之端，适有舍中军一事，圣人记之以见《春秋》之法。因谓《公羊传》之文乃广言之，不单就鲁国而言。意谓现有三军者，就三而舍其中；现有五军者，就五而舍其中。又谓三而舍其中，此《春秋》大国诸侯二师之法；五而舍其中，则《春秋》方伯四师之法。这样，文致太平之时，则“皆合乎素王之制矣”（25）。

值得指出的是，俞樾虽以孔子改制为说，赞成公羊家变周之文、从殷之质的说法。然俞樾所理解的改制仅仅是形式的改变。《论语》云：“文犹质也，质犹文也。”俞樾释该文云：“文质之异，异乎其在外者也。至其中之所存，如君臣之主敬、父子之主恩，不以文而有加，不以质而有损也。”（26）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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