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舒所著的《春秋繁露》一书中，每每提到：“《春秋》作新王之事、变周之制”、“《春秋》上黜夏、下存周，以《春秋》当新王”之类的说法。这里不一一具引。清代公羊学家刘逢禄于《公羊何氏释例》一书中对《春秋》当新王之义亦有一段极具代表性的概括，他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春秋》是也。故日归明于西而以火继之，尧舜禹汤文武之没而以《春秋》治之，虽百世可知也。”（8）“托王於鲁”与“《春秋》当新王”之说，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春秋》当新王”重在说明孔子作《春秋》的目的，“托王於鲁”强调《春秋》一经的表达手法，然其根本内涵则依然是以《春秋》当新王。
俞樾接受了公羊学的这一思想，且在著作中反复加以阐明，可以说，这是他训释《春秋》经传的基本出发点和指导思想。他认为：左氏纪事之书，于鲁国之史，知之悉，言之详。而公羊子则说经之书，鲁事非所知，说经而已。且谓“经者，孔子为万世立素王之法，非为鲁记事也。”（9）因此，他认为《公羊春秋》既是传孔氏之经，所言礼制为素王之制，不必完全与鲁史相符。又谓“孔子生衰周，不得位，乃托鲁史，成《春秋》，立素王之法，垂示后世。”（10）他论“春秋天子之事”，更直接强调：《春秋》所书，“皆孔子所立素王之法。”（11）俞樾又详言“托王於鲁”之义。他指出：孟子所谓“《春秋》天子之事”即公羊家托王於鲁之说，强调：素王之法不得不有所托，而鲁为父母之国，所见、所闻、所传闻较它国可据，故托之。他进一步阐发其旨云：“隐公非受命之君也，而《春秋》於是乎始，则以为始受命也；鲁哀公时，非太平也，而《春秋》於是乎终，则以为人道浃，王道备，功至於获麟也。”又云：“内而鲁十二公及季、孟诸大夫，外而周天子及齐、晋、秦、楚诸国之君若臣，无非《春秋》所托以行法。譬犹奕焉，彼皆棋也，孔子作《春秋》，则举棋者也。”（12）俞樾又论学者不信“托王於鲁”之非，认为孟子既言《春秋》为天子之事，则何氏之说固有所受，且言“自宋以来，儒者举不识《春秋》之义，惟苏明允独得之。”苏洵（明允）论《春秋》云：“有善而赏之，非曰吾赏之，鲁赏之也；有罪而罚之，非曰吾罚之，鲁罚之也。鲁之赏罚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权予之，何也？曰：天子之权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予鲁也。”俞樾深赏其言，认为“此即黜周王鲁之说”（13），因谓孔广森笃信《公羊》，而又对“托王於鲁”之说不以为然，未免买椟而还珠。俞樾又以“托王於鲁”之义释《春秋》，他释“隐公不书即位”云：“鲁之隐公犹周之文王，文王虽受命改元，然必待武王而后定鼎乎郏鄏。”因以为隐公不书即位，乃圣人“示开创之始”，王业未成，从而见“创业之难”。（14）又释《公羊传》“王者孰谓，谓文王也”之“文王”曰：“周自武王始改正朔，则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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