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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樾公羊思想发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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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6:41:3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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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义可怪”的历史观，并以此寄托他们的*理想。根据这一学说，人类历史演进的不同阶段是有高低之分的，但这种高低之分的标准不在*与经济，而在道德。世愈进，人类普遍的道德水平愈高，王化愈广，而“夷”、“夏”的区别也趋于消失。到了太平世，则夷狄已进至于爵，远近大小若一。也就是说，太平世之时，夷狄道德水准大进，能行诸夏礼乐，在道德上与诸夏无别。俞樾虽然也以道德水准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高低，也强调三世进化，然其进化的结果却不是“夷”、“夏”差距的消失，而是鸿沟的扩大，因此，世愈进，“夷夏之辨”愈严。他的这一思想在《於越解》一文中得到充分的表现。定五年《公羊传》：“於越入吴，於越者何？越者何？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俞樾首先是考定《春秋》书“於越”的年代为定五年和哀十三年，书“越”的年代为昭五年和昭三十年。又引庄五年《公羊传》“倪者何？小邾娄也。小邾娄则曷为谓之倪，未能以其名通也”之文，且将未能以名通称“倪”，能以名通称“小邾娄”与《公羊传》称“越”、称“於越”比较，认为其前后顺序正好颠倒。因详释其所以颠倒之故云：“此圣人之深意，《春秋》之大义也。楚始见经曰荆，其后曰楚，此引而进之也。越始见经曰越，其后曰於越，此推而远之也。”又论《春秋》何以推而远之，认为“当《春秋》之初，王制未立，内治未修，夷狄得以狎至乎中国。故此一荆也，俄而楚人矣，俄而楚子矣，君、大夫皆见於经，与中国等。见夷狄之狎至莫得而禁之也。若定、哀之间，《春秋》成矣，《春秋》成而文致太平。于是此一越也，外之曰於越。见内治修明，外侮不至，凡夷狄之人皆屏之四裔，不与我同中国，故借越以示义也。”从这些思想出发，俞樾又指出，汉时呼韩邪单于来朝，唐时西北诸蕃请上尊号为天可汗，皆有违圣人之意。最后他还提出：“《春秋》内诸夏而外四夷，胥天下之越而於越之，斯可以攘外而安内矣！”（45）他在《论介人侵萧》、《论楚子伐陆浑之戎》两文中，进一步阐发严夷夏之辨的必要，强调“华戎杂居，未有不乱者也。”（46）甚至要求中国与夷狄断绝一切往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47）这些材料表明，“世愈进，夷夏之辨愈严”是俞樾“三世说”的一个显著特点。此外，俞樾又认为，世愈进，道德水平愈高，封建体制也愈完善。他认为，三代以上属上古时代，上古时代的特征是“公天下”，“自天子以至于里胥，皆众立之。”（48）诸侯不属于天子的屏藩，大夫不属于诸侯的臣仆，“自天子、诸侯以至一命之士、抱关击柝之吏，各量其力之所能任，以自事其事，以自食其食，故曰：位曰天位，禄曰天禄。”（49）因谓天生管仲，使之匡天下，并非私齐，为齐生管仲。因此，他认为不能以管仲不为公子纠尽忠而相于齐桓公而非之。因为时代不一样，不能用后世家天下的道德标准要求管仲。然而，俞樾并不以天下为公是理想社会，他于《礼记》独取《王制》而不取《礼运》的思想根源即在于此。《春秋》书“卫人立晋”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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