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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阐释出一些新意。中国历史上虽然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变化,但有两次是带有根本意义上的变化,一次是北宋向南宋以后社会结构的转折;第二次是晚清向民国时期的转折。如果我们不把这两次转折轻率地纳入“阶段论”的宏大叙事,而是把这两次转折置于作为有机体的帝国如何选择自我调适机制的一个过程的话,恐怕就更能看出与西方变化不同的特征。比如按照西方的标准来看,经济史家总认为宋代曾发生了一场“农业革命”,提高了经济生产效率。这固然是一种“效率化”的标准,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从文化气质构造的角度立论,其实北宋与南宋已经有了很大区别,北宋的文化特征是外向进取,南宋则一变而为保守内敛。当然仅从所谓文化气质上归纳帝国统治的变化仅是一种比喻性的设计。南宋之所以显得如此重要,是由一些民间儒学宗师终于在基层建立起了贯彻儒学规条的方法,从而自汉代以后头一次真正使儒学变成了浸透于整个帝国肌体,内化于其控制方略之中的文化因子,并决定性地塑造了帝国的文化气质。这种气质的获取是儒家意识形态成功地把上层的“象征建构”与底层的“文化实践”结合起来,并形成了两者相互交换的“互换原则”而达致的。这是南宋以前历朝历代从来未有的新型格局。那么我们为什么用“过渡期”而不是“转型期”来描述它呢?这是因为“转型期历史观”是按照经济史的 << 上一页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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