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中华帝国“集权主义”与地方“分权主义”在意识形态选择方面处于最后一搏的状态。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也喻示着“集权主义”的单一统治的合法性在帝国的全面失败。同时也意味着儒家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统治原则的全面胜利。在我看来,王安石变法是帝国官僚体制全面向下层延伸的最后一次努力,标志着中国上下层社会结构面临着一次巨变。身处北宋的王安石与南宋朱熹的改革设想就已完全不同,沟口雄三曾简略比较王安石的青苗法与朱熹设想的社仓法之间的区别。青苗钱由县贷出,出纳由官吏控制,基本流程还在官僚体系之内,社仓的谷物由乡贷出后出纳由乡绅士子控制。社仓法指谷物丰收时以便宜价格收进储备进来,青苗不接或欠收时以低利贷出的制度。这就是说,社仓法基本上已转移至乡村共同体的控制上来了。[9](ｐ67)这是“过渡期历史”的一大特征。“过渡期历史”的第一期转折的关键是,王安石变法仍试图贯彻的是早期官僚制由上而下延伸至基层的传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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